我的童年，是浸在青石镇老槐树的树荫里长大的。那时我们家还是五世同堂，高祖林建业的摇椅总摆在院子里最阴凉的地方，曾祖林卫国的维修工具在墙角摆得整整齐齐，祖父林建国的公文包上总沾着淡淡的红薯粉香，父亲林建军每天下班都会给我带一颗水果糖。现在想起来，那些细碎的时光，像老槐树春天落下的花瓣，轻轻巧巧地，就铺满了我整个童年。
我最早的记忆，是趴在高祖的膝盖上听故事。高祖那时已经快九十岁了，头发全白了，像冬天落在树枝上的雪，可眼睛却很亮，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会挤成一朵花。每天下午，他都会搬着藤椅坐在老槐树下，我就攥着他的衣角，叽叽喳喳地缠他讲故事。他讲得最多的，是太爷爷那辈打铁的事 —— 说太爷爷当年为了保护铁匠铺，被土匪打断了腿，却还是用一只手撑着铁砧，把最后一把镰刀打了出来；说抗战时曾祖和祖父躲在地窖里，借着月光偷偷给游击队打造零件，生怕被日军发现。
“阳阳你看，” 高祖总爱指着老槐树的树干，“这树比你太爷爷的岁数都大，它见过咱们林家最难的时候，也看着咱们现在过好日子。” 说着，他会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用红纸包着的糖，剥开糖纸塞进我嘴里，甜丝丝的味道混着他身上淡淡的茶香，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的味道。有一次我问他：“高祖，您小时候也有糖吃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摇摇头：“那时候哪有糖啊，能吃上一口白面馒头就不错了。现在好了，咱们家不仅有糖吃，还有工厂，有汽车，都是托了建国和建军的福啊。”
曾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大多数时候都在院子角落的小屋里摆弄他的维修工具。他的手很粗糙，布满了老茧和细小的伤疤，那是几十年打铁、修机器留下的痕迹。我总爱蹲在他身边，看他用小锤子敲敲打打，把一块不起眼的铁皮变成一个小巧的铁盒，或是把一个生锈的零件打磨得锃亮。
“曾祖，您教我打铁好不好？” 有一次我拿着一根小木棍，学着他的样子在石头上敲，他停下手里的活，把我抱到腿上，拿起一把最小的锤子放在我手里：“阳阳还小，等长大了曾祖再教你。你看，这打铁和做人一样，得有耐心，还得有准头，不然打不出好东西。” 说着，他握着我的手，一起在一块废铁上敲出一个小小的印记。那天下午，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我们身上，曾祖的呼吸很轻，锤子敲在铁上的声音 “叮叮当当” 的，特别好听。后来，他把那块带着小印记的废铁打磨成了一个小铃铛，系在我的书包上，我每天背着书包上学，铃铛 “叮铃叮铃” 响，像是曾祖在跟我说话。
祖父是家里最忙的人，每天早出晚归，忙着公司的事。可不管多忙，他每周都会抽出一天时间，带我去镇上的集市。集市上特别热闹，有卖糖葫芦的，有耍杂技的，还有卖各种小玩意儿的。祖父总会先带我去吃一碗热腾腾的红薯粉，那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粉条，煮在骨汤里，撒上葱花和辣椒油，香得我能连汤都喝光。
吃完粉，他就牵着我的手逛集市，遇到认识的乡亲，他总会停下来聊几句，问人家家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有一次，我们遇到李婶，她正背着一筐红薯往集市上赶，祖父赶紧接过她的筐，笑着说：“李婶，这么重的筐，怎么不让孩子帮你背？” 李婶说：“孩子上学呢，我自己能行。” 祖父又说：“下次要是收了红薯，直接拉去公司，咱们给你算好价钱，不用这么辛苦往集市上跑。” 李婶连连道谢，我拉着祖父的手，觉得他特别厉害，像个大英雄。逛到最后，祖父总会给我买一个风车，红色的纸叶片转起来 “呼呼” 响，我举着风车在前面跑，他在后面慢慢走，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暖融融的。
父亲不像祖父那么严肃，他总爱跟我开玩笑。每天下班回家，他第一句话就是：“阳阳，今天在学校乖不乖？有没有得小红花？” 要是我得了小红花，他就会从公文包里拿出一颗水果糖奖励我；要是没有，他也不生气，会摸着我的头说：“没关系，明天继续努力，爸爸相信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