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只小巧铜熏炉，点燃艾绒，将信纸悬于袅袅青烟之上。
奇迹发生了，四个字迹娟秀的小字，渐渐在纸上浮现，仿佛是从月光中凝结而成。
“谷中火熄，庙前灯明。”
“你拆了神座，却建了人心。”
“不必寻我，我已在你说过的学堂里，教娃们写下第一个字。”
是孟昭容。
林默久久凝视着那几行字，最终小心翼翼地将信纸折好，收入自己账本的最底层，与那张写着“不能赖说话权”的农人地契图，并排放置。
当晚，他在自己尚未完成的《庶民不可欺论》修订版草稿的末尾，郑重添上了一句：
“所谓太平，不是四海之内再无一人敢言，而是这世间的每一句低语，都值得被郑重听见。”
窗外星河流转，一如十五年前，他初醒于这个雨夜的汉末乱世。
只是这一次
梓潼罢官案三月之后，一个平静的午后，一封厚厚的匿名信，被驿站的信使送到了讲学堂的门房。
它没有投向明镜台，也没有送往总参府，信封上只写着四个字：
讲学堂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