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修完宽带，又顺便帮老大娘修好了电话线。老大娘要给他钱，他不肯要。“小伙子，你辛苦了，这点钱你拿着买水喝。”老大娘坚持要给，陈砚却摆了摆手，说：“大娘，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走的时候，老大娘送他到门口，说：“小伙子，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想着老百姓。”陈砚点点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又酸又暖。
可回到单位，陈砚又被拉回了现实。联通的工资拖欠了快一年，工人们去找领导要，领导却总是推脱，说“公司资金紧张，再等等”。陈砚见过那些工人师傅，他们大多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家里有老人要养，有孩子要上学，每个月就盼着那点工资过日子。
有一次，他跟一位姓王的师傅聊天，问他为什么不罢公。王师傅苦笑了一下，说：“罢公？谁敢啊？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他点了根烟，烟雾缭绕中，眼神里满是无奈，“我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上高中，小的上小学，还有老母亲要治病，我要是丢了工作，一家人怎么活？”
陈砚的心沉了下去。他去查了劳动法，上面明明写着“用人单位应当按月支付劳动者工资”，可联通作为国企，却明目张胆地违反劳动法。更让他气愤的是，单位里的领导和办公室人员，每天早上九点上班，打开电脑玩游戏，中午去食堂吃免费的午餐，下午五点准时下班，工资一分不少，还拿着高额的奖金。
“我们单位有一半的人不干活，还有一半的人专门破坏工人干活。”陈砚的声音里带着愤怒，“那些班长，美其名曰‘管理’，其实就是工贼。他们盯着工人的考勤，动不动就扣工资，可自己却什么活都不干。有一次，我因为帮工人要工资，被班长骂了一顿，说我‘多管闲事’。”
陈砚开始反思，为什么会这样？他读了《资本论》，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着作，才明白这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他们故意制造失业人口，让工人之间互相竞争，这样就可以压低工资；他们瓦解工会，让工人没有办法团结起来，这样就可以随意欺压工人。”陈砚的手指在桌子上用力敲了敲，“更可笑的是，法律本来应该保护劳动者，可现在却成了压迫劳动者的工具。国企违反劳动法，没人管；可工人要是敢罢公，就会被抓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公平正义’吗？”
2019年的冬天，青岛下了一场大雪。陈砚拿着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递交了辞职信。领导问他为什么要走，他说：“我不想为贪腐的领导卖命，不想为垄断的家族服务，更不想背叛工人阶级。”
离开联通的那天，陈砚背着工具箱走在雪地里，雪花落在他的肩膀上，像一片片白色的羽毛。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书店，买了一本《鲁迅全集》和一支钢笔。“从那天起，我的战场变了。”陈砚拿起桌上的钢笔，在指间转了转，“以前我的武器是网线钳和测线仪，现在我的武器是钢笔和纸。”
他开始写作，写他在联通的经历，写他看到的人间百态，写那些被遗忘的工人，写那些坚守信仰的老兵。他的文章发表在一些小众的文学网站上，没有稿费，没有名气，可他却写得很认真。“我知道我的力量很小，像一颗石子扔进大海，掀不起什么波浪。”陈砚的眼神里却透着坚定，“可就算是一颗石子，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有一次，他写了一篇关于团岛邮政干部楼的文章，被一位退休的老教授看到了。老教授给他发邮件，说：“你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那时候我们也为了公平正义而奋斗。”
还有一次，一位在国企工作的年轻人给他留言，说：“谢谢你的文章，让我明白了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
顾十七安静的听着。
陈砚的生活很清贫，他靠给别人写稿子维持生计，有时候一个月只能挣两千多块。可他却很满足，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我曾经问过自己，如果我不离开联通，现在可能已经是班长了，工资也涨了，日子会过得好很多。”陈砚笑了笑，喝了口已经凉了的咖啡，“可我不后悔。如果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