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山强调红旗营“鼓励工商”，给周昶算了一笔账：元廷各地关卡林立，私设厘卡无数，商贾通行，十税其五都算少的，极大地抑制了货物流通。
而红旗营废除一切私卡，只在主要市镇设立税所，商路畅通，成本降低，必然刺激商贸繁荣，商税总额也必然会跟着水涨船高。
周昶虽然不理解“工”字何解，却也明白，促进商贸流通确实能带来丰厚的税收，远比死盯着田赋、把农民逼得卖儿鬻女要高明得多。
但“做大工商”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稳定的环境，严密的法度等等客观条件，还需要时间沉淀。
而眼下红旗营正处于急速扩张期，扩军备战却需要实实在在的钱财投入。
石山给他描绘发展工商的蓝图再美好，目前军费开支的大头，依然来自于对李氏这类“咎由自取”的顽固势力的无情清算，这是维系红旗营这架战争机器运转的命脉所系。
周昶本就因献城后权力被大幅压缩，面对全新陌生的行政体系而感到郁闷和力不从心。
长子周耽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竟敢为那罪证确凿的李氏求情，甚至说出“保不住姻亲故旧就失了根基”这等可能将整个周氏拖入深渊的话来。
这无异于在周昶焦虑的心口又狠狠浇了一瓢热油，他如何能不怒
但抛开这些军政变革和家族隐忧，周昶也不得不承认红旗营军纪确实严明。
若不是接管庐江后加强了街巷巡逻，一般人甚至很难感受到红旗营的存在。
大军无论训练还是休整，平日基本都待在营中，出营后也有随征的绣衣营将士监管，原庐江军也在接受营中接受整训，不许出营。
战后，庐江的市面不仅没有萧条，反而因为清除了蒙古权贵和恶霸地痞的盘剥，秩序为之一靖，呈现出一种战乱年代罕见的平和景象。
石元帅本人也仅在破城当天召集庐江旧官进行了一次训话，了解本地情况，申明政策纪律，此后便一头扎进军政要务之中。
即便推行如免捐、整编、吏治等触及根本的变革，也是对事不对人，并没有故意折辱旧官来宣示权威，更无胜利者的骄横跋扈。这份务实和克制，让周昶暗暗心折，确信此人确为干大事的雄主。
当然，红旗营毕竟是志在改朝换代的势力，革旧鼎新必然会杀得人头滚滚。
破城后，对蒙古、色目贵人及其走狗的清算丝毫未曾手软，对民怨极大者的罪证搜集也一点没少，让庐江剩下的官绅大户们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底层百姓近乎狂热的情绪。
免除苛捐杂税让他们卸下千斤重担，清算往日骑在头上的蒙古贵人和贪官劣绅，更是让他们拍手称快，街头巷尾的议论中，朝廷、大元等词汇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石元帅、红旗营等词汇。
周昶在人前依然是受人敬重的大老爷，却清晰地感受到一个旧时代已经轰然倒塌，再也回不来了，而他周家正站在新旧交替的漩涡边缘，进则公侯有望，退则万劫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