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荒田、设立义仓等公益项目的预算。
官吏们依然能从这些项目中经手银钱，理论上仍有“活”可做。
但有了预核算制度这把悬顶之剑，就得时刻防着“邻县三百贯就能办好的事，你县为何用了一千贯还没见成效”这样的对比质询，谁还敢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
一旦被户曹算吏揪住尾巴，轻则申斥罚俸，重则丢官下狱。
再比如，那些原本依附于元廷苛捐杂税体系而生的庞大“杂役”队伍，几乎一夜之间失业了。
元廷不给这些人发放俸禄，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在催税逼捐的过程中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其行径与“朝廷不发饷，默许官兵劫掠”如出一辙。
这不仅导致国家正税大量流失，更让官府在百姓心中彻底沦为豺狼虎豹，严重败坏朝廷根基。
石山深知，若不能将这些人肉体消灭，就必须给他们寻一条活路。
他给出了三条出路：上策，凭本事考取元帅府各曹的正式吏员，食红旗营俸禄；中策，安心回归田亩，踏实耕种；下策，参与修城墙、清河道等大型工程，赚取辛苦钱。
但元帅府各曹所需吏员虽多，却对品行、学识都有明确要求，绝非那些只会逞凶斗狠、盘剥乡里的旧日杂役能轻易考取。
免除杂捐后，只要肯下力气，老实种田确实能养活一家老小，年景好时还能略有盈余。
但那些过惯了欺上瞒下、游手好闲日子的杂役们，又有几个能真正弯下腰、沉下心去侍弄土地
至于像苦役般风吹日晒的修城清渠，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因此，红旗营新附之地，都有不甘心失去“特权”的旧杂役试图闹事。
但红旗营已通过“免捐”抓住了底层民心，这些杂役又多是百姓痛恨的对象，根本得不到支持，闹腾的声势很难壮大。
而驻守各地的红旗营将士，正愁没有军功可立，巴不得这些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跳出来，正好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石元帅设计的这套制度好不好
从长远看，周昶不得不承认，好极了！
中枢牢牢捏住了钱袋子，大大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
地方官想出政绩，也不必再像过去那样，事事看本地豪强的脸色，仰仗他们“捐献”才能办事。
现在，只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项目方案，向中枢申请拨款即可；以后落实中枢的各项政令，特别是可能与地方豪强利益冲突时，也少了许多掣肘和顾虑。
这套制度刚刚推行，漏洞不少，遇到的阻力更大。若是在元廷治下，这等触及无数人既得利益的改革，绝无推行的可能。
但红旗营眼下其地盘尚小，天低元帅近，地方官们纵有千般不习惯，万般不适应，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学习适应这套处处限制自己“钱自由”的新规矩。
只是，所有政策都绕不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钱从哪里来
前朝大儒司马光有言“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周昶并不完全认同此说。
但红旗营当前无论是借“勾结蒙元”“鱼肉乡里”等罪名，查抄贪官劣绅家产；还是取消盘根错节的杂捐体系，本质都是“财富再分配”，还是谋夺”旧有既得利益阶层的“民产”。
事急从权，打天下总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更广泛的支持。
周昶能掌控庐江，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事，只是没有石山这么大胆。
他的忧虑在于，查抄贪官劣绅家产终究是一时之策。总不能坐天下了，还一直靠查抄家产来维持国库吧那与土匪流寇何异政权又如何能长治久安
周昶既已献城投降，身家性命便与红旗营绑在了一起。他自然希望石山能成就大业，石家天下千秋万代，周氏也能与国同休，富贵绵延。
他曾在私下汇报时，以探讨地方财政的口吻，极其委婉地向石山提起过这个关于“财源”的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