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革积弊需新理论
军民携手，共抗天灾，在华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并非孤例。
战国时，孙膑就曾率领军队与高唐百姓一同应对特大旱灾，掘井开渠，共渡难关。
洪水之患，尤甚于旱灾，其来势汹汹，瞬息万变，破坏力极大，仅靠松散自发的民力，着实难以有效应对。官府若有可能，也会调用军力抗灾。
如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苏轼知徐州事，遭遇黄河决堤，洪水浩荡，直逼徐州城墙，水位高达二丈八尺，城内百姓惊惶失措，准备弃城逃难。
苏轼出面安抚百姓，组织军民加固城墙，修筑东南长堤，最终成功抵御了洪水，保全了一城生灵。
不过，苏轼身为徐州知州，肩负守土安民之责，且彼时洪水已经逼近城墙，若放任不管，待到墙倒城毁，则城中军民和官吏无一能够幸免，是不得不防。
且他只是挽救城中军民，徐州城外已经受灾的众多乡民，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救助因天灾而流离失所的百姓，本是江宁官府的职责，与正全力攻城的起义军没有半点关系。
若是换成其他军队（包括官军），在攻城期间遭遇连日大雨，非但不会救灾，反而极有可能趁此“良机”，主动决堤，引洪水去冲击敌方城墙，企图水淹敌军。
至于此举是否会淹死城池内外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在他们眼中，只要能赢得战争胜利，便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战例”。
但石山志在推翻视生民如草芥的暴元，首在争取天下民心。堵住南河的决口，救助受灾百姓的意义，远胜于攻下一座城池。这是一场更为深刻的民心争夺战，其长远价值，无可估量。
普通百姓见识有限，更稀罕雄踞七路三行省的石元帅挽起裤腿，与自己一同抬竹笼填缺口的传奇经历，这足以成为他们今后数十年津津乐道的谈资，并在口耳相传中，不断加深对红旗营的拥戴。
应夏煜之请前来协助救灾的部分士绅，则畏惧石山扑得下身子，操弄民心的手段。这种军队与底层百姓紧密结合的恐怖力量，让他们本能地感到不安。
而像孙炎这样有远见的真聪明人，则震撼于石元帅一声令下，便能令麾下的骄兵悍将，瞬间转化为与民共苦的抗灾勇士。
这种如臂使指，令行禁止的恐怖组织力和号召力，恐怕也只有传说中“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岳家军可以比拟。他们至此方才深刻理解，为何红旗营能屡败元廷大军，并且越战越强。
一支军队，一旦深深植根于百姓之中，广泛获得了民心所向的伟力，便能真正做到战无不胜。
相比之下，看似庞大的蒙元帝国，其统治基础早已腐朽不堪，在红旗营面前如同朽木，一推即倒。纵使其再从北方调来再多军队，也无法阻挡石山携民意而一统天下的步伐。
南河终究只是秦淮河的一条小支流，流量本就不大，决口的长度也有限。
在石山亲自坐镇指挥下，沿河士绅在威压与感召下纷纷“踊跃”捐钱捐物，近万军民同心协力，挥汗如雨，仅用了一日时间，便成功合拢了决口，基本控制住了险情。
但石山并没有立即返回军营，而是带着参与救灾的士绅，深入受灾最重的村落，挨家挨户走访。
石山向灾民耐心询问损失，并亲自发放慰问粮，紧随其后的医护队则发放明矾和药材，宣讲灾后环境卫生和防疫常识。
石元帅日理万机，放着近在咫尺的城池暂且不打，却深入泥泞的乡间走访，其意图不言自明——他要进一步收取人心，将这次抗灾的政治效应最大化。
在场的士绅都是人精，岂能看不透这一点但眼见红旗营攻陷江宁之势已不可逆转，以后必定要仰石山鼻息，此时不表忠心，更待何时
于是，众士绅慷慨承诺愿意承担起后续赈济灾民，组织乡民重建家园的社会义务，“略尽绵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