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颇有诗才的士绅更是当场吟诗作赋，或颂扬石元帅爱民如子、德行感天，或赞美军民一心、共抗天灾的壮举，试图以此博得石山青睐。
这些即兴创作的诗词，无论艺术水平高低，石山都令新任的宣曹掾夏煜一一认真记录在案。
随后，将其刊印成册，配合红旗营日益成熟的宣传体系，在江南、江北各地广泛流传，让石元帅的“仁义”之名进一步具象化。
这批应景之作中，也确实涌现出了一些情感真挚、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得以流传后世。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号称诗书画三绝的江宁才子马琬，目睹了军民携手抗灾的宏大场面，心潮澎湃，回家后闭门谢客，耗时整整三日，潜心创作了一幅诗画合璧的长卷，以记录此等千古奇景。
画中，石山元帅自然是核心人物，但其形象并未被过度神化，而是专注于指挥瞬间。
夏煜、孙炎等士绅也位列其中，长衫下摆沾满了泥水，跟在石山身后，或协调物资，或参与搬运，与占画面主体的短衣赤膊抗灾军民百姓融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意外和谐的画卷。
而画面的角落处，马琬还精心安排了两个身穿元朝紫色官袍的身影——正是兵败被俘的元廷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以及此前因和谈而被石山扣押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赵琏。
二人衣冠依旧，却面色灰败，眼神空洞，失魂落魄地立于一旁，与周围热火朝天的抗灾场景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充满了象征意味。
在这两位元廷高官的远方，青灰色的江宁城墙在朦胧雨幕中若隐若现。仔细看去，城墙垛口之间，似乎还有另一道模糊的紫袍身影正在眺望此地。
这并不是马琬出于艺术想象的无端添加。
当日，元廷集庆路达鲁赤达尼达思确实就站在江宁城墙之上，亲眼目睹了城外石山亲率军民抗灾的震撼场面。他自然能看懂红旗营抗灾背后，那种蓬勃欲出的新生政权气象。
反观城内，人心惶惶的困境，这位蒙古贵族清晰意识到大势已去，江宁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当场“心疾”发作，被随从们慌乱地抬下城去，在城头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石山很快就通过斥候得知了城头的混乱，但他并没有趁机下令攻城。
一方面，因为当时雨势未停，云梯湿滑，城墙下的土地更是泥泞不堪，不利于大型攻城器械展开和士卒攀爬，强攻城池的代价太大。
另一方面，他深知，此次抗灾行动对守城元军心理上造成的“心灵震荡”，还需要时间进一步发酵和蔓延，让其自行瓦解斗志，效果远胜于强攻。
两日后，雨台大营。
南河抢险事宜已告一段落，石山换上了一身干爽的蓝色布袍，终于能抽出空来，在自己的帅帐内单独接见新近前来投效的句容士子孙炎。
帐内烛火通明，映照着两人沉静而专注的面容。
经过抗灾前线两日的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孙炎对石山的施政理念和行事风格有了更为立体的了解。他深知机会难得，一开口便直指核心，切入石山最为关心的根本政策问题：
“元帅，在下以为，元政之失，其首不在苛暴，而在宽纵失度，纲纪废弛！”
蒙元是异族政权不假，但平心而论，其诸般政策还真不比有些朝代更苛暴。至少在经济政策上，要比宋时宽松很多，在元廷治下做士绅，不要太舒服。
石山闻言，目光微凝，身体微微前倾，肃然抬手道：
“伯融，还请细细道来。”
孙炎深吸一口气，整理思绪，继续阐述：
“上古之时，大禹合众部落之力，治黄河以归海，方有国家。其后历代治国，莫不讲究均赋役以安黎庶，筑城戍以御外侮，劝农桑、兴水利以弭天灾。礼法并施，德刑相辅，乃为社稷稳固之根本。”
孙炎的这番话，自然带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但其核心思想——即国家需要有效组织起来，汇聚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