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力量应对内外挑战和自然灾难。在石山看来，却是切中要害的。
内安黎庶，外御强敌，对抗天灾等等，都需要一个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力量的国家机器。
否则，疆域再辽阔，内部一盘散沙，成天忙于内耗，任何大事都做不成。
石山之所以决心触动士绅阶层的特权，走更为艰难的统一之路，并非出于对士绅的偏见，而是出于统合全国之力，应对未来更大挑战的战略需要。
他当即点头表示认可，并引申道：
“合众之力，方成强国。我近日看《战国策》诸雄变法，其主旨皆在革除分封建制导致的国力分散，加强中央集权，富国强兵。
其中，秦国商鞅变法最为彻底，方能有效统合偏僻边地之力，横扫六合，一统天下。”
孙炎虽然思想相对开明，主张“礼法并施，德刑相辅”，并不完全拘泥于儒家德治单一套路，但终究深受传统影响，讲究礼法秩序与民本思想。
他见石山提起以严苛著称的秦国变法，心中不免一紧，担心石元帅过于看重效率和集权，而走入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的邪路，忙提醒道：
“《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秦虽借变法一统天下，然其政严苛少恩，视民如工具，终究根基不稳，二世而亡，此乃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啊！”
石山自然清楚秦朝速亡的深刻教训，他虽强调集权和效率，却对商鞅、韩非子那套极端的“驭民五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嗤之以鼻。
但这事没必要详细解释，孙炎日后自然会从红旗营的实际施政中看出二者的区别。
“伯融所虑甚是！”
石山摆出虚心受教的姿态，道：
“我红旗营最重稳固根基，定不会效仿秦之暴政。这一点，你大可放心。”
孙炎也意识到刚才有些反应过激了，石元帅自起兵以来，最重民生疾苦，军纪严明，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又如何会重蹈秦朝覆辙
想来是自己急于表现，又害怕将来担上“引导主君误入歧途”的骂名，才失了分寸。他连忙收敛心神，顺势捧了一句：
“元帅以苍生为念，实乃天下万民之福。”
缓和了一下气氛后，孙炎便将话题拉回，继续深入阐述自己的观点，道：
“东汉明帝时期，王景主持治理黄河、汴渠，修筑千里河堤，竟使黄河此后近千年无大改道，堪称奇迹。反观当今蒙元，其疆域之广袤，人口之众多，都远胜东汉，其国力本应远超汉世。
然其治理黄河，非但未能惠民，反而致天下汹汹。”
说到这里，孙炎稍作停顿，观察了石山的反应，才抛出自己的核心结论：
“蒙元以异族入主中原，歧视我汉家儿郎，固然是天下大乱的重要诱因，却非最根本症结。蒙元立国已六十余载，在其治理黄河之前，境内虽常有小规模叛乱，论数量和强度却未超出历朝同期。
其空有万里疆域和亿万百姓，而朝廷权威不振，号令不行于地方，豪强坐大，国力衰微，无法有效统合举国之力办大事，此‘国力虚耗’与‘组织无能’之弊，方是动摇其国本的根源！”
说完这番“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孙炎不禁有些紧张地看着石山，手心微微冒汗。
他这是兵行险着。毕竟，红旗营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民族矛盾是最鲜明，最直接的号召。
孙炎此刻却试图论证蒙元大乱的根本原因并非简单的“异族统治”，而是其国家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失败，这无异于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反元起义的民族正义性，冒着不小的风险。
不过，他敢这么说，也是基于对石山过往施政方针的深入研究。
他敏锐察觉到石元帅的关注点，似乎更侧重于社会阶层的斗争（如抑制豪强、均平赋役），以及对国家整体组织力和资源调配能力的重塑，其思考深度似乎超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