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
结果毫无悬念，平江路元军遭遇惨败，仅有不足四百残兵逃回丹阳县——这还是因为王弼意在先牢固控制句容县，担心元军实施诱敌之计，严令仇成等人不得越境追击的结果。
这次失败的反击，让庆童真切地见识了红旗营战斗力的强悍。
战后，他害怕本就有限的兵力会被石山逐个击破，不敢再层层设防，转而收缩防线，仅在少数关键节点驻扎重兵。
丹阳县紧邻句容，城小墙矮，又无险要地势可守，注定难以抵挡红旗营的兵锋，因此很自然地被庆童战略性地放弃了。
但此城乃大运河节点，他也没有将丹阳县拱手让给石山，而是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授权丹阳县主簿、镇江史氏宗长史舜安“权知城守事”，负责组织乡勇守城拒敌。
史舜安在当地以“通经史、善谋略”闻名，他之所以敢接下这个看似必败的任务，除了自身颇具野心和胆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深厚的宗族背景。
——镇江史氏乃是与昔日江宁陈氏齐名的豪强大族，在丹阳县乃至整个镇江路都拥有庞大田产和众多族人。事关宗族根本利益，史氏子弟往往能爆发出很强的凝聚力，并不惧怕一般的流寇暴民。
事实上，这并不是史舜安第一次统领宗族子弟守卫丹阳县城。
去年八月，彭莹玉、项普略联军在杭州路受挫后，主力退回徽州路，还有一部人马被打散，向北进入湖州路，随后转战平江路、镇江路等地。
彼时，丹阳县兵力空虚，无力抵御这股起义军，县尹亲自登门，恳请史舜安率领乡勇入城协防。
史舜安早已响应元廷号召兴办团练，麾下有宗族子弟和依附庄客三千余人，号称“史氏子弟兵”。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既能“报效朝廷”，又能极大提升宗族声望和对地方实际控制力的机会。
史舜安采取了“固守坚城，袭扰粮道”的策略，成功挡住了徐宋起义军残部的连续进攻，保住了丹阳县城。随后更联合符葆、张德等镇江路其他地主武装，合力剿灭了这支穷途末路的起义军。
战后，史舜安将自己的用兵心得著成《兵策》一书，在士绅阶层中传阅，名声大噪。
因此战过程中，有近千丹阳本地贫民投靠了起义军，并引军攻打史氏寨堡，触怒了史舜安。他下令将最后投降的近三千起义军全部斩杀，将其尸首垒成“京观”，用以震慑敢于反抗的“贱民”。
此举若是换成起义军来做，肯定是罄竹难书的暴行。
但史舜安做了，反而能在急于平灭乱贼的地主士绅和元廷官员中赢得“果决刚毅”的巨大声望。
江浙行省更是大力宣扬史舜安的“功绩”，正式任命他为丹阳县主簿（丹阳为“中”县，不设县丞，主簿即为佐贰官，权力不小）。
庆童此番之所以放心将丹阳县交给史舜安，正是认定他已与起义军结下血海深仇，自断退路，绝不会轻易向同是“贼寇”出身的石山投降——尽管红旗营与徐宋红巾军并不是一路人马。
不过，史舜安也不是很惧怕石山。
他其实认真研究过石山，认为红旗营虽强，攻拔城池的速度却不比去年强势崛起的徐宋红巾军快多少。
史氏子弟兵去年能击败徐宋兵马，今年即便不能战胜石山，至少也能凭借城池给予其部重创，届时便有了与之讨价还价的资本，或可保住大部分宗族利益。
只可惜，他算错了一点——红旗营，绝不是去年那支已经穷途末路的彭项联军残部可比。
最先抵达丹阳城下的，是威武卫的斥候轻骑，仅有百余人。他们的任务是清扫战场外围，驱逐守军派出的哨探，屏蔽战场信息。
主力人马还在远处，队伍拖得很长，仅能从其扬起的烟尘和旗帜，判断其规模极为庞大。
而比红旗营军队规模更让城头守军心惊的，则是红旗营在行军、展开、列阵过程中所展现出严整、高效和沉默的压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