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任上，都有极为丰富的任职经验和人脉。
这样的人物，若再放到地方去“历练”，无疑是巨大的浪费，也显得石山不能容人。
但若直接任命赵琏为红旗营高层核心官员，且不说他本人作为降官是否会尴尬，石山麾下那些从一开始就追随他的老兄弟们，也难免会有想法。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并“征求”赵琏本人的意见后，石山做出了比较平衡的人事安排：
任命赵琏为“博士”，此职衔清贵且显尊重，同时授权其“参赞机务”，主要协助石山处理户曹、吏曹和工曹的相关事务。
这个职位相当于不直接掌管经历司的半个长史，地位崇高，有参政议政之权，却又没有直接的行政执行权力，比较符合他降官的身份。
而户、吏、工三曹的实际大权，长期以来一直都由石山抓在手里。
长史刘兴葛深知石山绝不允许麾下出现大权独揽的文武官员，加之这两年操劳过度，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对于赵琏的此番任命，自是心领神会，不敢有任何异议。
赵琏这段时间也向石山推荐了几位他认为是贤才的旧识。其中一人名为张儆，陕西三原人。
此人经岁贡入仕，从最底层的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书吏做起，在台察系统、宪司系统以及行省衙门都有非常丰富的任职经历，最终官至正四品的淮南行省理问所理问。
理问一职，核心职司便是处理司法事务，包括审理刑狱案件、复核诉讼文书、处理民事纠纷等，可以说是专业的司法官员。
红旗营发展到如今规模，中枢机构已有了“三司六曹”的雏形，距离开国建制仿佛只有一步之遥，但治政体系建设仍显得颇为粗糙。
比如在地方治理上，长期以简单粗暴的军法替代细密的民律，普通民事纠纷和案件，往往只能沿用元律或习惯法来处理。
这在事业草创期，治政人才极度匮乏，且需要以严苛军法快速稳定地方，压制守旧势力反弹的阶段，是必要且很有效的。
但随着红旗营事业逐步走上正轨，控制区不断扩大，人口日益增多，内部治理越来越需要“层次”和“规矩”。
若还照搬本就粗糙且充满不合理之处（如少数群体特权）的“老规矩”“老经验”来处理日益复杂的司法事务，就显得极其不合时宜，甚至可能滋生新的社会矛盾。
石山此前从礼曹中分出部分职司，组建了宣曹，侧重于宣传、教化和思想引导，告诉治下军民“应该怎么做”，但对于“不这么做需要承担何种后果”的司法惩戒体系建设，则相对滞后。
所谓“德刑相辅，儒法并用”，治国之道，必须将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有机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张儆不仅精通本职，熟悉元律，更难得的是练达时务，尤其以“以直道事人”著称，备受赵琏推崇。石山自然要卖赵琏这个面子，亲自召见张儆，并与其详谈。
他发现此人不仅对元律、唐律、宋律皆有深入研究，更能不拘泥于前人成法。
对石山提及的一些后世先进司法理念与原则，如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等，也能理解并接受其精神，这正是他当前急需的司法改革人才。
随即，石山便宣布成立刑曹，任命张儆为刑曹知事，负责红旗营的司法刑狱事务。
张儆时年已五十六岁，由前元降官出仕新政权便获如此高位，深知这刑曹知事很可能是自己仕途的终点，也将是对他一生功过盖棺定论的重要依据。
他内心激荡着一股“老骥伏枥”的豪情，渴望能结合自己毕生所学，以及对历朝律法的研究，为这新兴的政权打造一套严谨、公正且适用于乱世争雄阶段的司法体系。
上任这几日来，张儆没少求见石山，深入探讨律法原则、机构设置，试图尽可能清晰地摸清这位年轻元帅的治国思路与底线。
对此，石山自是乐见其成——这本就是他招揽张儆的主要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