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练，与红旗营达成盟约意向后，就立即带着协议文本乘快船返回高邮，报请张士诚用印，以使盟约正式生效。
不过，这份盟约对于处于弱势的张周政权而言，利大于弊，以张士诚的见识和魄力，应该不会多做犹豫，基本上只是走个程序而已。
石山之所以不与李伯升细谈，一是体现身份对等，二则是他这段时间的主要精力，放在红旗营新一轮军政调整上。
军事上，石山立足于红旗营势力范围快速扩张，导致防守兵力需求急剧增加的现实，推出了重大调整：在专注于机动作战的各卫战兵之外，新增设“卫戍兵”序列。
卫戍兵没有固定的编制员额，而是根据红旗营势力范围的变化和战局需要，灵活调整所需驻守的城池和兵力数量。
前线最关键的战略节点，仍由战力强悍的各卫战兵驻防，卫戍兵则负责次一级城池守备、要道巡逻以及协助维持地方秩序，不用承担过于艰巨的野战或攻坚任务。
正因如此，卫戍兵的训练标准可以适当降低，装备也相对简单，更易于速成，其维持成本（粮饷标准）也远低于精锐的战兵。
此举的核心目的，在于将有限的钱粮用在刀刃上，让战力强悍的各卫战兵能从繁琐的守备任务中最大限度解脱出来，集中力量成拳头，投入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方向和战役中。
需要明确的是，卫戍兵并不是辅兵，招募条件不会因此而降低，他们戍守城池期间，仍需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实质上是特殊的补充兵。
石山明确规定，日后红旗营再度扩编野战军，兵员优先从表现优异的卫戍兵中选拔。
同时，建立淘汰机制，连续两轮无法通过选拔考核者，强制其离队，以此推动卫戍兵体系的合理流动，确保其整体活力与进取心。
在治政体系上，石山同样顺应形势变化，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扬州原本为路，下辖一司、二县、五州，州之下又领九县，共十二城（包含部分与路治、州治同城的倚郭县），架构繁杂。
如今被张士诚从中生生“啃掉”了泰州、如皋两城，地理上已经支离破碎，自然不能再维持原有的“路”的建制。
石山果断决策，降真州为扬子县，将其与原有的扬州路治所江都县一并，新设为扬州府，任命刚刚出使张周政权有功的胡惟庸为首任知府。
此举既是论功行赏，也是将这位干将放至地方历练，考验其独当一面的能力。
扬州府现在仅辖两城，最终能做多大，就要看胡惟庸能协助傅友德攻取并稳定治理多少州县了。
而原本隶属于真州的六合县，以及从和州划出的乌江县，因与应天府治所江宁城隔江相望。
在红旗营以应天府为大本营的背景下，这两处江防要地的战略重要性便陡然提升，故而一并划归应天府直接管辖，以强化核心区域的防御。
如此一来，傅友德所部镇朔卫的防区，便要横跨滁州、应天府和扬州三个行政单位，东西跨度极大，管理和后勤保障极其不便。
为了使其人能安心向泰兴、通州等地拓展，石山将镇朔卫的防区明确调整为扬州境内；同时，任命云和韩成二人为行军总管，暂定各统辖四千兵马，分别驻防滁州和六合县。
很明显，云、韩成二人的防区与兵力配置，都显得有些“尴尬”，用于防御辖区绰绰有余，但其周边却缺乏可供其部扩张的战略空间。
石山如此安排，实则是将这两部兵马作为战略机动力量，预先部署在应天府周边，以防备元廷在攻灭徐宋政权后，可能发起对红旗营的大规模围攻。
随着原淮南行省参知政事赵琏协助傅友德完成对扬州旧官吏的甄别任务，返回江宁，无论如何任用这位前元廷高官，都必然引发红旗营中枢行政机构的进一步变化。
赵琏此人为官三十二载，官至从二品，曾出任过蒙元的礼部尚书，无论是在中央朝堂还是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