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江南一隅，便表现出过度倚重江南士人的倾向，那会让那些从一开始就提着脑袋跟随他创业的江北“老人”心寒。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便红旗营全由江北人或江南人构成，内部也会因地域、利益、理念的不同而逐渐分化出各种派系。
世上本就没有铁板一块的势力，内耗在所难免，关键在于掌控与平衡，而这正是势力领袖最重要的驭下之能。
至于立都建国之地，杭州确实不是理想之选。
石山说“非开拓之地”，都算是十分委婉的说法。
南宋小朝廷立国五年后才正式选择杭州做行在，有着军事防御、经济基础、地理环境和政治需要等多重考量。但最重要的原因，实际只有一条——靠海，便于在局势不可收拾时浮海远遁。
杭州西、南群山环抱，易于设立关隘防守；北面太湖平原水网密布，能够阻滞骑兵快速机动；东面钱塘江口直通苏州洋，一旦事有不谐便可渡海逃生。
两百余年过去，杭州再起战火，一年之内三度易手，固然有守军不力的原因，但其地缘上的先天不足——缺乏战略纵深，防御过度依赖外围屏障，一旦外围被破，杭州便难以防守。
石山也没办法改变这一现状，不能牢固控制外围诸城，杭州就始终不稳妥。
因而，在攻陷杭州后，他就命红旗营大军四出，分别攻取余杭、临安、于潜、昌化、新城、富阳等城和昱岭关、千秋关、独松关（含独松、百丈和幽岭三关）等关隘。
至于隔钱塘江相望的绍兴路萧山县，则因眼下正值钱塘江大潮，风急浪高，水文复杂险恶，即便长江水师舰队抵达，大军渡江作战的风险也很大，只能暂且延后。
从这个角度看，庆童将元军主力分散部署于周边各路要点，确实比猬集于杭州城内更能发挥战略作用。红旗营此番未能将江浙元军有生力量全歼于杭州城下，后续的战事，必然还要更加频繁与艰苦。
不过，战争便是如此，充满了不确定性，错过了便是错过了，没什么好遗憾的。
至少，杭州已经入手。眼下最紧要的，是尽快稳定此地秩序，恢复民生，并打下其外围诸多城池，然后石山才能抽身返回江宁。
荆湖战事接近尾声，卜颜帖木儿大军回师在即，必须加强浙北西线的防御；江北因张士诚联合彭二郎攻陷山阳县，局势再起波澜，他作为势力领袖，不能长时间远离军政中心应天府。
石山自渡江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已充分展现了红旗营强大的武力；这一路招贤纳士，安抚地方，也明确表达了愿与各地士绅豪强合作共治的诚意。
稳定杭州，关键在于实绩与信心。只要红旗营能牢牢控制外围，确保元军无法反扑，本地的精英阶层审时度势之后，自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在大规模招纳贤才之前，石山需要先明确杭州在红旗营政权体系中的地位——这恰恰也是陈基关心的问题，只是他更侧重于“人”，而石山则更侧重于“地”。
毫无疑问，红旗营当前的军事政治核心只能是江宁应天府。杭州凭借其经济总量和政治影响力，可以继续担任江浙行省的治所，但必须是经过分割削弱后的“江浙行省”。
元廷的行省区划过于粗放，仅江浙行省一地，就囊括了后世江苏省南部、安徽省南部、江西省东北部、上海市全境、浙江省全境和福建省大部，且多为人口稠密、赋税丰盈之地。
红旗营渡江后先攻下江浙行省，此地也必然最先走出战乱，恢复繁荣。即便日后有计划地向外移民，江浙的人口密度与经济体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其他各地仍将具备压倒性优势。
若石山将来一直定都江宁，凭借政治中心的近距离辐射和抽血，或可勉强压制、平衡江浙。
一旦未来迁都别处，则以江浙的富庶和文教昌盛（本质是经济基础支撑起的教育投入和庞大人口基数筛选出的知识精英），极易形成尾大不掉，乃至左右朝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