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半年还势不可挡，还一路高歌猛进，同样攻陷了杭州路，如今却已经是国都沦陷，风雨飘摇。
谁又能保证，如今风光无限的红旗营，不会重蹈覆辙
正因对未来都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双方都极有默契地没有在协议中提及“贸易”事宜。
——尽管方国珍迫切需要石山治下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来维持其海上贸易网络，而石山也需要为辖区内日益增长的工业产能寻找稳定的出海通道。
但这些都需要在自身统治彻底稳固之后，才能提上议事日程。
实际上，早在红旗营攻破苏州府（平江路）后，就有当地富商沈富建议早开海贸。
此人原籍湖州乌程县，至顺年间随其父迁居苏州长洲县，靠垦殖荒地积累了第一桶金，随后投身商贸，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商业手腕，数年间财富翻了几番，堪称商业奇才。
恰逢苏州本地另一豪商陆德源预感天下将乱，恐巨额家产引来灭门之祸，竟在红旗营入城前，将名下大半田庄、店铺等产业近乎“托付”般转赠给了正值事业上升期的沈富。
沈富的魄力远超陆德源，他将这乱世视作了风险与机遇并存的舞台，不愿让名下庞大的产业待在账上吃灰，急于拓展更为广阔的生财之路。
红旗营才控制苏州，他便主动捐献稻米千石劳军，并成功求见石山。
见面后，沈富更是抛出惊人之语：愿意捐献半数家财，并凭借自身影响力鼓动苏州其他富商捐钱捐物，全力协助红旗营重建被战火波及的刘家港。
其人唯一的“请求”，就是希望能在未来红旗营主导的“通番”（海外贸易）中，获得最大的份额特许经营权。
石山在后世就曾听过沈富“沈万三”的鼎鼎大名，原本好奇他如何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此世亲身接触，方才明白其手段精髓。
——辛苦经营、跋涉贩运，哪里比得上攀附权贵、获取垄断性的特许经营权来得暴利和快捷
海贸，石山是一定要大力开展的，且规模将远超历代，但这必须是在新政权主导之下，由“荣军社”这样的官方资本引领，鼓励民间广泛参与，能够被有效管理和课税的健康贸易体系。
无论是拥兵自重、难以驯服的方国珍，还是财力雄厚、深谙官商勾结之道的沈富，在现阶段都是红旗营难以完全掌控的巨大变量。
对这两股力量，石山的策略是既团结利用，又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加以防范和制衡。
原历史位面，沈富“好广辟田宅”，以致发家后“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石山可不希望自己亲手扶持起一个依靠政治特权进行垄断经营和土地兼并的超级寡头。
当然，这些都是长远布局。
眼下，红旗营的水师力量尚不足以完全掌控东南沿海，更别提护卫（有效约束）海贸船队。
但“堵不如疏”，官府若完全禁海，庞大的沿海产能和逐利本性必然会催生猖獗的走私贸易。
为此，石山早就未雨绸缪，已命令商曹在刘家港先行试点，设立市舶司，有限度地放开一个小口子，允许民间船舶在按规定报备，统一缴税的前提下出海贸易。
在这种“公平竞争”的初期框架下，他自然不可能答应沈富那近乎垄断的请求。
随着红旗营接连攻陷杭州府诸县，并展现出比元廷更有效的地方治理能力，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本地人才也开始转变立场。
例如，之前婉拒石山招揽的杨维桢，近日在被石山以“咨议盐政改革”为由相询时，态度便软化了许多。
此人闭门谢客两日后，向石山呈递了一篇洋洋数千言的《议大元盐政弊病及变革疏》。
在这篇凝聚其多年思考的文章中，杨维桢切中时弊，提出了六条极具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其一、灶户编户之弊，当革其役籍
灶户世袭为役，人身依附，终岁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