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场主动权既已掌握，便不容白白浪费。在大力招揽人才，并着手改革杭州城市管理办法（如之前的税制改革），全力稳定城中秩序的同时，石山的军事扩张步伐也并没有有片刻的停歇。
红旗营主力各卫自常州府开始便连续攻坚，将士们已经颇为疲惫，正可利用这段间隙，在杭州城内进行战斗总结、兵员补充和必要的休整，以恢复其锐气。
大刀敖、邓友隆、赵普胜、缪大亨等新锐兵马如同数支利箭，已向杭州府周边兵力空虚的余杭、临安、于潜、昌化、新城、富阳等县城射去，并伺机夺取昱岭关与千秋关。
这两处关卡均建于西部险峻山岭之中，扼守着通往徽州路、宁国路的咽喉要道，易守难攻。
但这些关隘最初的军事设计，主要是为了防御来自西面（如徽州方向）的敌人进攻杭州，因此关隘的防御工事、兵力配置，多是面向西侧，对于来自杭州方向的攻击，其防御就要薄弱许多。
红旗营一旦大军拿下这两处关卡，不仅补全了杭州府本身防御体系，更打开了向西面拓展的通道，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意义重大。
此后数日时间里，余杭、临安、富阳三城相继克复的消息传回杭州，杭州府全境光复指日可待。
但就在各路偏师高歌猛进之时，来自荆湖方向的情报，送来了石山提防已久的消息：八月十三日，元军经过长期围困和激烈战斗，终于攻陷了徐宋政权的都城蕲水县。
从去年正月徐寿辉部将邹普胜、项普略等率大军渡江，掀起席卷湖广、江西、江浙的滔天巨浪算起，江南元军与徐宋大军之间的惨烈厮杀，已持续了整整一年半之久。
长期且惨烈的大战，早已让承担主要进攻任务的元军各部师老兵疲，军中上下都积郁着浓重的暴戾之气。
对于前线那些手握重兵的行省统帅而言，战后最快恢复士气、安抚部众的办法，几乎毫无悬念。
——那便是默许，甚至纵容麾下士卒在徐宋核心区域进行大规模的屠城与劫掠，以此作为犒赏，让士兵们积累的压抑和兽性得以彻底发泄，并削弱这些地区百姓再次作乱的潜力。
但军队一旦放纵劫掠，必然会陷入组织涣散、军纪废弛的混乱状态，短期内难以重新集结投入新的战斗。而徐宋政权核心控制区民生、经济也将因此遭受毁灭性打击，社会结构濒临崩溃。
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加元军后续清剿徐宋残部、重建地方基层组织、恢复社会秩序的难度。以蒙元朝廷深入骨髓的腐朽和低下的行政效率，没有三五年时间，别想彻底稳定这些饱经蹂躏的地区。
即便只考虑眼前，元军在剿灭徐宋主力后，想要立刻挥师东进攻打红旗营，也绝非易事。
参与围剿徐宋政权的元军成分很复杂，来自四川、陕西、河南、江西等多个行省，还夹杂着大量的地方地主武装和降兵。
这些行省自身也是有一大摊子烂事，内部叛乱、民变此起彼伏，各路统兵将帅归心似箭，都盼着尽快撤军回防，平定本行省境内的动乱。
而石山的发展战略与徐寿辉四处点火、全面开的模式也不同。
他起兵后的战略目标明确而集中，主要夺占的是淮南行省和江浙行省的部分核心区域，并未触及其他行省的根本利益。
对于四川、陕西、江西、河南等行省元军而言，红旗营的威胁还远得很，让他们出兵协助江浙行省剿贼的意愿和积极性，必然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元廷在荆湖前线，缺乏具有足够威望和魄力的重臣统一指挥、协调各方。
各路兵马隶属不同行省，各有算盘，想要让他们在战后迅速整合起来，形成指向红旗营的铁拳，其间需要多少扯皮、妥协、利益交换其效率之低下，可以想见。
尽管如此，石山也绝不会将自身安危寄托于敌人的低效与内耗之上。
无论是为了稳固新占领区，尽快消化吸收，将其转化为坚实的战争潜力，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