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天色刚蒙蒙亮，城市尚未从沉睡中苏醒，我便被陈军从简陋的招待所房间里叫醒，塞进了一辆准备前往城东矿区的重型卡车。
一夜的辗转反侧，陈军的话语如烙印般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躺在那张吱嘎作响的单人床上，第一次认真地、不带任何骄傲与偏见地，审视自己如今的处境。这里不是文明的商业社会，而是一片原始的、奉行丛林法则的蛮荒之地。我过去引以为傲的智慧、策略和对人心的洞察，在这里可能一文不值。我必须清空自己，像一块海绵一样，去学习全新的、能让我活下去的技能。
卡车的后车厢里，除了堆积如山的物资——主要是柴油桶和用帆布严密包裹的箱子——之外，还挤着十几个和我同行的乘客。其中有两个同样来自华夏的工头，他们大约三十多岁，皮肤黝黑粗糙，脸上带着一种被生活磨砺出的麻木和精明。他们简单地跟我打了声招呼，便自顾自地用方言聊着天，内容无非是矿上的产量和女人的话题。
其余的，则是十几个皮肤黝-黑、瘦骨嶙峋的当地矿工。他们蜷缩在车厢的角落，身上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眼神空洞而认命。从上车开始，他们就没说过一句话，仿佛一群沉默的牲口，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期待，也毫无反抗。我和他们坐在一起，能清晰地闻到他们身上混杂着汗水、贫穷和绝望的复杂气味。
卡车笨重地驶出城区后，所谓的“路”就彻底消失了。我们的车轮碾压在一望无际的、颠簸起伏的红土荒原之上。放眼望去，天地间只剩下单调的赭红色，偶尔有几棵顽强的猴面包树，以扭曲的姿态孤独地矗立着。烈日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悬挂在万里无云的蔚蓝天幕上，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车厢里的温度不断攀升，汗水浸透了我的衬衫，紧紧地粘在皮肤上，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旅途漫长而枯燥，单调的景色足以让任何人感到绝望。偶尔，我们会经过几个原始的部落村庄。那些用泥土和茅草搭建的简陋房屋，像一个个巨大的土黄色蚁巢，散落在荒原之上。每当卡车经过，总会有一群赤着脚、光着身子的孩子，挥舞着瘦小的胳膊，跟在车后不知疲倦地追逐奔跑，扬起漫天烟尘。他们黝黑的脸上，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对我们这些“闯入者”和车上物资的好奇。
就在我被这无尽的颠簸摇晃得昏昏欲睡，意识都开始模糊时，卡车突然发出了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巨大的惯性让我狠狠地撞在了前方的物资箱上。
整个世界仿佛瞬间被按下了静音键。
车厢里所有人都惊醒了，刚才还在聊天的两个工头脸色瞬间煞白。那些原本麻木的当地矿工，此刻脸上也全都浮现出极度的恐惧，身体不自觉地向后蜷缩，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如同小兽般的呜咽。
我稳住身形，顺着众人的目光向前望去。只见在前方不远处的土路上，一辆被烧得只剩下焦黑骨架的皮卡车残骸，正横亘在路中央。旁边，歪歪斜斜地停着两辆同样破旧但杀气腾腾的武装吉普车。十几个穿着杂牌军装、手里却清一色拿着崭新AK-47的黑人武装分子，已经将我们的去路彻底堵死。他们的眼神，像荒原上饥饿的鬣狗，闪烁着贪婪而残忍的光芒。
“妈的，是‘血狼’的人！”开车的华夏司机，用带着颤音的声音，从驾驶室里低声咒骂了一句。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死寂的车厢里，却清晰得如同惊雷。
“血狼”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那两个经验丰富的工头瞬间失去血色的脸，和当地矿工们那发自灵魂深处的战栗中，已经读懂了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恐怖分量。
“都别动！滚下来！把钱都他妈交出来！”
一个脸上带着一道从眉骨延伸到嘴角的狰狞刀疤、头戴一顶脏兮兮的红色贝雷帽的黑人头目，用蹩脚的英语，声嘶力竭地大声吼叫着。他的手下训练有素地散开，黑洞洞的枪口从四面八方对准了我们的卡车，形成了一个毫无死角的包围圈。
两个华夏工头对视了一眼，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恐惧。他们不敢有丝毫怠慢，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