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家”，是一个由集装箱改造而成的独立房间，孤零零地坐落在基地后勤区域最偏僻的角落。这里远离喧嚣的训练场和指挥中心，只有风吹过铁皮时发出的呜咽声，以及远处偶尔传来的枪声，提醒我仍身处战乱之地。
房间不大，仅能容下一张行军床、一张斑驳的木桌和一把摇摇欲坠的椅子——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窗户早已被粗重的铁条封死，阳光只能从缝隙中勉强挤进来，在地面投下几道惨白的光斑。门口二十四小时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从不与我说话，甚至连眼神都吝于给予，只是用冰冷、警惕的目光，日复一日地执行着奥马尔将军的命令。
我不是顾问，更不是客人。
我是一个戴着镣铐的账房。
每天清晨六点整，铁门会被准时拉开一条缝，一份简单的早餐——一碗温吞的玉米糊和一块干硬的面包——会被推入房间。紧接着，两大箱沉重的、散发着霉味与尘土气息的账本会被粗暴地扔进来，砸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我的任务，就是审计它们。
这些账本，是我此生见过最混乱、最原始的记录。手写的条目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数字模糊不清，印章褪色或重叠，甚至有些签名干脆是用血指印代替的。它们记录着奥马尔这支私人武装的一切开销：从一颗子弹的采购价格，到一袋面粉的入库时间；从一名普通士兵的军饷发放，到一辆皮卡的维修费用明细。没有分类，没有编号，更没有逻辑可言。
这是奥马尔给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考验。他想看看，我这个满嘴“成本”“利润”“现金流”的华夏人，究竟能不能从这堆垃圾里，翻出点真金白银来。
我没有选择。拒绝，意味着死亡；失败，同样意味着死亡。
最初的几天，我几乎被绝望吞噬。这些账目就像一团被野狗撕咬过的毛线，无数支出找不到对应的入库凭证，大量物资消耗更是无从查证。我试图逐笔核对，却很快发现，这无异于在沙漠里寻找一粒特定的沙子。我像一个溺水者，在毫无逻辑的数字海洋中挣扎，四周没有礁石，没有浮木，只有无尽的混沌。
门口那两名士兵，如同两尊沉默的死神，他们的存在时刻提醒我：我的生命价值，完全取决于这些账本能否被“理清”。
直到第三天夜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闭上眼，我不再盯着那些杂乱的阿拉伯数字，而是让思绪回到曾经熟悉的战场——金融市场。
在那里，再混乱的盘面，也有其内在逻辑。资金的流入流出，多空力量的博弈，总会在K线图上留下痕迹。而眼前这堆账本，不正是奥马尔这支军队的“资金流向图”吗？
我改变了策略。我不再试图理清每一笔烂账——那是神仙也完不成的任务。我转而从宏观入手，只聚焦两个最核心的数据：“总支出”与“战略物资库存”。
前者，是现金流；后者，是生存的根基。
我将所有涉及燃油、弹药、粮食、药品这四大战略物资的条目，全部单独摘抄出来，用最原始的方式，在纸上制作独立报表。没有电脑，没有软件，我只能用铅笔在泛黄的纸上画出坐标系：横轴是时间，纵轴是数量。每一天，我都在上面描绘两条曲线——一条代表支出，一条代表库存。
枯燥、重复、近乎自虐的工作持续了三天。第四天清晨，当新一批账本被扔进来时，我的手指停在了半空。
我嗅到了一丝极其危险、却又无比熟悉的味道——
一种即将爆仓的味道。
我发现了一个致命的规律：奥马尔的现金支出一直维持在相对平稳的水平线上，甚至略有增加，说明他支付给供货商的钱一分不少。然而，他仓库里的战略物资，尤其是燃油和粮食的库存曲线，却以一个平滑但坚决的角度，持续不断地向下滑行。
两条曲线，正在构成一个教科书般的“死亡交叉”。
这意味着，有人在吸他的血。有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黑洞，正在疯狂吞噬这支军队赖以生存的命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