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王朝的治理体系中，国家法令如同支撑大厦的梁柱，需严谨制定、稳定推行，才能保障社会秩序与行政运转。刘裕在位时，每一项法令的颁布都需经过朝臣反复商议、考证民情，一旦确定便极少更改，即便有调整也会提前下达细则，确保各级官员有章可循。可到了刘义符手中，这一严谨的制度被彻底打破 —— 他将国家法令视作可以随意摆弄的玩具，仅凭一时兴起便颁布、废除、重颁，让整个朝廷的行政体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景平二年春，刘义符在御花园游玩时，见宫人采摘的鲜果因运输延迟有些腐烂，便突然动了 “体恤民生” 的念头，当即下令颁布《鲜果贡运令》，要求各州府将本地特产鲜果 “三日之内运抵建康，违者贬官一级”。诏令下达后，各州府官员慌作一团 —— 岭南的荔枝、江南的杨梅，从产地到建康少则千里，即便快马加鞭也难以在三日之内送达。为了不违令，官员们只能强征百姓的马匹车辆，甚至拆毁民间房屋的木料打造运输工具，无数百姓因徭役繁重流离失所。可就在各州府好不容易摸索出加急运输的方法，第一批鲜果如期送达时，刘义符又觉得 “鲜果吃多腻味”，仅过五日便下旨废除《鲜果贡运令》，还斥责地方官员 “劳民伤财，运来的鲜果不及宫中栽种的甜美”。那些为执行法令耗尽人力物力的官员，看着堆积如山的鲜果腐烂变质，只能苦笑摇头，连申辩的力气都没有。
更荒唐的是，刘义符对法令的更改毫无逻辑，常常前一日刚废除的制度，次日便因偶然的念头重新推行。同年夏，他因宫中戏班抱怨 “演出场地狭小”，便下令颁布《戏台修建令》，要求各州府 “一月之内修建至少三座大型戏台，供民间戏班演出，以彰显太平”。地方官员接到诏令后，只能暂停农桑事务，强征民夫采石伐木。可刚过十日，刘义符在与宫人玩 “市集游戏” 时，听闻百姓因修建戏台耽误耕种，又突发 “怜悯之心”，下旨废除《戏台修建令》，还下令 “已修建的戏台全部拆除，恢复农田”。正当官员们组织人力拆除戏台时，第三日清晨，刘义符又因戏子们的哀求，再次颁布《戏台修建令》，且要求 “戏台规模需扩大一倍，半月内完工”。如此反复，让地方官员彻底陷入迷茫 —— 有的地方刚拆到一半，接到重颁诏令后只能停工重建；有的地方尚未动工，却因 “未及时响应首道诏令” 被钦差斥责；还有的地方干脆搁置不管，等着皇帝的下一道 “新指令”，整个地方行政彻底停滞。
朝廷中枢的法令变动更是混乱。掌管户籍的户部，曾根据刘义符最初颁布的《户籍核查令》，组织官员耗时两月对全国户籍进行统计，眼看即将完成汇总，刘义符却因 “觉得户籍册子太厚看着心烦”，突然下令 “暂停户籍核查，已统计的资料全部封存”。户部官员们看着堆积如山的户籍册，两月的心血付诸东流，却不敢有半句怨言。可仅仅过了半月，刘义符又因 “想知道全国有多少孩童能陪自己玩耍”，再次下旨重启户籍核查，还要求 “额外统计十岁以下孩童数量，三日内上报”。户部官员们只能通宵达旦重新梳理资料，不少人因过度劳累病倒在案前，最终勉强按时上报，却因时间仓促出现大量统计错误，这些错误又导致后续的赋税征收、徭役分配完全失准。
各级官员在法令的频繁变动中，逐渐陷入了 “无所适从” 的困境。州府官员接到诏令后，首先要做的不是执行，而是派人快马前往建康打探 “陛下是否会更改主意”；县衙里的小吏则干脆将诏令副本锁在抽屉里，等着上级的 “最终指示”—— 毕竟前一日刚按诏令征收的赋税，次日可能就因皇帝的一句话要求 “全部退还”；刚按规定惩处的罪犯，或许第三日就因皇帝 “觉得刑罚过严” 而被赦免。有一次，徐州刺史按照刘义符颁布的《缉盗令》，抓获了一伙劫掠百姓的盗匪，正要依令斩首示众，却突然接到朝廷急报，称皇帝已废除《缉盗令》，“盗匪可既往不咎”。刺史左右为难，最终只能释放盗匪，可刚过三日，又接到重颁《缉盗令》的诏令，要求 “严惩此前释放的盗匪”。可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