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认同与吸纳偏好影响，从而展现出与印度原生禅法迥然不同的发展脉络。
在佛学初传中土的时期，由于语言、文化、宗教背景的差异，佛经的翻译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译介者们，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他们或是来自异域的高僧，或是精通梵文的汉地学者，凭借深厚的佛学造诣和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将佛经的精髓转化为易于中土人士理解的文字。然而，由于他们的个人背景、学识水平以及对佛法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融入个人的见解和偏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土禅法的形成与发展。
例如，安世高所译的佛经，多偏重于小乘佛教的修行方法，强调个人的解脱与超脱，这对中土士人追求精神自由、超脱世俗束缚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支娄迦谶则更多地译出大乘佛教的经典，倡导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佛教理念，这为中土禅法注入了更为广阔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这些不同的翻译取向，不仅丰富了中土禅法的内涵，也为其后来的多样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佛学在中土的深入传播，本土文化对佛经翻译文本的认同与吸纳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其对佛学的接纳与融合，尤为引人注目。儒家强调的“仁爱”、“礼制”与佛教的“慈悲”、“因果”思想有着相通之处，这为佛学与儒学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中土禅法开始融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伦理体系，如“孝亲尊师”、“慈悲为怀”等思想，既体现了佛教的慈悲精神，又符合儒家的伦理规范，深受中土人士的推崇。
道教，作为中土的本土宗教，其思想体系与佛教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道教追求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与佛教的“空性”、“缘起”等理念，在哲学层面上有着深刻的共鸣。因此，在佛学与道教的交融过程中，中土禅法也吸收了许多道教的修炼方法和哲学思想，如道教的“内丹修炼”、“炼气养神”等，被融入到佛教的修行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土禅修体系。
此外，中土禅法的发展还受到了佛教内部不同流派的影响。在佛教传入中土后，随着翻译的深入和交流的增多，佛教内部的不同流派如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禅宗、净土宗等也逐渐在中土生根发芽。这些流派各有特色，其禅法也各有千秋。如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倡导通过顿悟来实现精神的解脱；净土宗则主张“信愿行”，通过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来达到解脱的目的。这些不同的禅法流派，不仅丰富了中土禅法的多样性，也促进了佛教在中土的深入传播和发展。
在长期的交融与发展过程中，中土禅法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和风格。它既保留了佛教的精髓和核心思想，又融入了中土文化的精髓和特色，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体现在佛教经典、教义、修行方法等方面，更体现在中土人士对佛教的信仰、实践和感悟中。
中土禅法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其修行实践上。与印度原生禅法相比，中土禅法更加注重实践性和操作性。它强调通过坐禅、念佛、参禅等方式来修炼心性、提升智慧，实现精神的解脱和超越。同时，中土禅法还注重将修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将佛教的慈悲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去，通过行善积德、助人为乐等方式来践行佛教的教义和精神。
在佛教艺术方面，中土禅法也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佛教雕塑、壁画、建筑等艺术形式，在中土禅法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风格。这些艺术作品不仅体现了佛教的宗教精神和文化内涵，也展示了中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创造力。
佛学作为舶来之物，在中土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与本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交融与碰撞。这种交融与碰撞不仅丰富了中土禅法的内涵和多样性，也促进了佛教在中土的深入传播和发展。同时，中土禅法的独特性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创造力，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增添了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