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经过精心炮制、多渠道散播的恶毒非议，如同无数支淬了毒的冷箭，从四面八方射向试图保持平静的张玉芬。它们比之前那些无端的猜测更具杀伤力，因为它们披着“知情者透露”的外衣，带着来自“前夫家庭”的“权威”认证。
张玉芬清晰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在学校里，那种同情和探究的目光里，多了几分确凿的“了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以前关系尚可的同事，现在打招呼时笑容有些勉强，甚至有人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开与她单独相处，仿佛她身上真的沾染了什么不洁之物。她去开水房打水，里面正在说笑的年轻女教师看到她进来，声音会戛然而止，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后匆匆离开。
走在家属院里，那种指指点点的行为变得更加明目张胆。
“看，就是她，生不出孩子，被男人休了。”
“白读那么多书了，连个男人都留不住。”
“啧啧，听说脾气还怪得很，谁受得了哦。”
更有甚者，会有平日里就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故意提高音量，让她听见：“这女人啊，自己有问题，还连累男人被说闲话，真是造孽……”
就连她去菜市场，那个以前总是热情地往她菜篮子里塞几根葱的卖菜大嫂，如今也只是面无表情地称重、收钱，不再有多余的话。
这些恶意的流言，像无形的蛛网，缠绕着她，束缚着她，让她感到窒息。它们不仅严重损害了她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专业形象和良好声誉，更像一把钝刀子，反复切割着她的内心。
夜深人静时，她独自躺在冰冷的床上，白天听到的那些话语会不受控制地在脑海中回响。“不能生育”、“性格古怪”、“不是好女人”……这些标签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她的心上。屈辱、愤怒、还有一种深沉的悲哀，会像潮水般将她淹没。她为自己付出的十几年感情感到不值，为人心竟能卑劣至此感到震惊，也为这无处申辩、无力反抗的处境感到深深的疲惫和寒意。
她依旧没有哭闹，没有去找周伟彬对质，也没有向任何人倾吐。她知道，在面对一个体系性的、充满偏见的恶意诋毁时，个体的辩解往往是苍白无力的，甚至可能被视为狡辩或撒泼，从而坐实了“性格古怪”的指控。她只能将所有的苦楚和愤怒，死死地压在心底，用更加挺直的脊梁和更加沉默的坚韧，来对抗这来自曾经最亲密之人的、背后捅来的刀子。她的脸色日益苍白，眼下的阴影越来越重，但站在讲台上时，她的声音依旧平稳，板书依旧清晰。只是那偶尔投向窗外的目光里，比以往多了几分难以融化的冰冷和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