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须巩固与苏联盟谊，借力发展；另一方面，绝非盲目附庸，须保持独立自主之判断力，避免被彻底卷入可能不符合我最大利益之冲突（如暗示但不明指朝鲜）。在中长期，更应积极探索与不同制度国家（包括西方阵营内部分国家）建立正常关系乃至打破封锁之可能性。如何在两大巨人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保安全，将是我未来长期面临之最严峻战略课题。”
写到这里，邵明珠长舒一口气，放下了钢笔。他知道，这份报告一旦提交，必将再次在高层引起巨大震动甚至争议。它太过超前，太过尖锐，直接点出了许多尚未浮出水面的巨大风险。
但他必须写。这是他的责任，也是他作为穿越者，能为这个新生的、他深爱着的国家，所能做出的最宝贵的贡献。他揉着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窗外泛起的晨曦，心中充满了沉重的使命感。历史的齿轮，或许能因这份报告，而多增添一分沉稳前行的可能。
在完成了那份石破天惊的国际政治与安全形势分析报告后，邵明珠的思维并未停歇。他深知，一个大国的生存与发展，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未来的竞争同样是经济的竞争。趁着思考的热度和查阅资料的便利，他几乎未作停歇，再次铺开稿纸，钢笔蘸饱墨水，标题写下：《论战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及对我国经济建设之启示与挑战》。
这一次，他将视角投向了全球经济的宏观图景。
他首先勾勒了战后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巨变：
“此次大战，旧有的以欧洲列强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已被彻底摧毁。英、法、德等传统强国经济凋敝，实力大损，其殖民地体系亦风雨飘摇，处于瓦解前夕。唯美国凭借其独特地理优势，非但未受战火摧残，反而通过‘民主国家兵工厂’角色，工业生产能力和黄金储备暴增，一跃成为全球经济绝对霸主，其Gdp占全球比重过半，拥有无可争议的经济霸权。”
接着，他重点分析了美国主导构建的新国际经济体系：
“为确立并维护其经济霸权，美国正积极构筑由其主导的全球经济新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美元已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亦成为其推行经济政策、影响各国经济之重要工具。此体系虽在短期内有助于战后重建和稳定汇率，然其本质是为美国资本和商品输出服务，长远看，我将深陷其中，金融货币政策自主性将受极大制约。”
“同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旨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实则有利于拥有技术和资本优势的美国进一步占领全球市场。我若欲参与国际贸易，必将面临此体系之巨大压力。”
然后，他指出了两大阵营对峙下的经济分裂趋势：
“与政治上的冷战趋势同步，世界经济亦呈现‘平行化’、‘集团化’分裂之势。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西欧复兴，实则将西欧纳入其经济势力范围，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而苏联则致力于加强其与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之经济联系与协作，形成‘经互会’雏形，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市场正在形成。两大经济集团之间之贸易、技术交流将日趋减少，甚至出现封锁与禁运。我实行‘一边倒’政策，客观上意味着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将主要与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进行经贸往来，与西方世界之经济联系将面临重重障碍甚至断绝之风险。”
他特别强调了科技革命带来的深远影响：
“尤须关注者，乃此次大战期间及战后迅猛发展之科学技术，如原子能技术、喷气式飞机、早期电子计算机等。这些技术正迅速由军用转向民用，必将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其劳动生产率、工业产能将进一步提升，与我之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技术封锁将成为西方遏制我未来发展之重要手段。我若不能大力追赶，将在未来竞争中处于极其被动之地位。”
最后，他结合国情，提出了极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