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想家，而是父母几年前遭了批斗，后来被下放到外地的五七干校插队改造，老家早就没了亲人。
他不敢去干校看父母，怕看见母亲曾经弹钢琴的纤细手指，如今布满皲裂的口子和厚厚的老茧；更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对着空荡荡的田野挥拳头，把满心的委屈和愤怒都发泄出来。他更怕在父母最落魄的时候相见——那种时刻，心里会升起莫名的恨意，可他又说不清该恨谁，是恨命运不公，还是恨那些伤害过父母的人？
各种情绪在心里缠成乱麻，最后都变成难以承受的痛。索性就不回去了，眼不见心不烦。黄白心底的这份脆弱，只有在喝得酩酊大醉、神志模糊时才会暴露。他会对着海南岛的夜空嚎啕大哭，把给家里写信时“爸妈，我在这边一切都好，还评上了劳动标兵”的谎言，和着酒气一股脑吐出来，哭到嗓子沙哑，哭到浑身脱力。
那个曾经温暖繁华的家，早就没了。可哭过之后，他又会庆幸，至少父母还健在，还能收到他的信，还能在信里跟他报平安。他给父母的信里，永远只说好事，半字不提委屈；父母给他的回信，也满是坚强，说自己身体硬朗，干农活越来越利索。
这样也好，黄白常对着月亮安慰自己。起码父母在干校劳作，曾经养尊处优的身子变得结实，不至于总生病；而他自己，这几年的下乡生活也磨掉了娇气，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娇生惯养的少爷了。
每次醉酒过后，第二天太阳一升起，黄白又会变回那个爱唱样板戏、爱说爱笑的乐天派。只是在给父母写家书时，他会偷偷从枕头下摸出油纸包着的粮票，数出二两，小心翼翼地夹在信里，生怕折了角——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希望能让父母在干校里，多买两个馒头，少吃点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