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悦对保管员也不陌生——双沟村就有大队保管员，可那是临时工，公社粮管所的保管员却是“铁饭碗”。“粮管所的保管员管着公粮，每个月有固定工资，吃的是国库粮，”吴运才掰着手指头算，“一个粮管所七八个人，保管员就有三五个，平时看着清闲，可到了收公粮的时候，忙得脚不沾地——他们近水楼台，偶尔还能给家里带点新磨的白面，羡煞旁人！”
会计出纳员就更不用说了——供销社、食品站、粮所都得配，管钱管账，是公社的 “财神爷”。“这些人得会打算盘，还得细心，要是算错了账，自己得赔！”吴运才笑着说，“不过好处也多，谁家想跟供销社赊点东西，都得跟会计说好话！”
说到电影放映员时，暮色已经漫进窗户，吴运才的声音突然软了下来，带着点回忆的暖意：“七三年冬天，县里的放映队拉着发电机进山，十八里沟的老羊倌揣着腌了三年的野猪肉，走了半夜山路赶去——就为求放映员多留一宿，再放一遍《闪闪的红星》！”他比划着倒胶片的手势，眼睛亮了起来，“那盘胶片传了六个公社，每个公社都有人送玉米饼、煮鸡蛋，接过的饼能装满两车斗！”
胡悦一听，也想起了童年——每次放学路上撞见电影放映队的三轮车，她和小伙伴们能抢着帮放映员推车，七手八脚地往小区里拽，就为能让电影先在自家楼下放。“那时候娱乐太少了，能看场电影比过年还开心！”
“现在公社有了电影队，每周周末能放一场，可以前全县就一个电影队，”胡悦感慨道，“双沟村以前要看电影，得等电影队轮过来，从春节等到暑夏，再从暑夏等到寒冬，有时候等大半年都看不上一场！”
她还记得小时候等电影的场景——整个管理区的人，搬着板凳、提着马扎，早早聚集到晒谷场，白布已经挂好了，大家从太阳没落山就开始唠嗑，说东家的庄稼、西家的婚事，越等越热闹。等到夜幕降临，大队书记领着醉醺醺的放映员过来，人群立马欢呼起来，孩子们围着放映机跑圈。
当一束白光穿破暗夜，照在长方形的白布上时，乌压压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地道战》《南征北战》的声音一响，所有人的心思都飞到了画面里，跟着主角们紧张、欢呼，连大气都不敢喘。“那时候觉得，能看场电影，真是最幸福的事！”胡悦笑着说。
吴运才也笑了，弹了弹烟灰：“可不是嘛！不过各地的‘八大员’也不一样，有的地方还把话务员、炊事员、技术员算进去——话务员管着电话，能先知道招工信息；炊事员在公社食堂上班，能多吃口热饭；技术员会修拖拉机、育秧苗，也是香饽饽！说到底，这些职业都跟老百姓的日子息息相关，自然受人待见！”
胡悦听着，心里对公社的架构更清楚了——原来这些看似普通的职业，背后藏着这么多的时代故事，也藏着社员们最朴素的期待。她端起搪瓷缸喝了口茶，忽然觉得，以后在公社工作，得多跟这些“八大员”打交道，才能真正了解社员的需求，帮他们多办点实事。
“话务员可是稀罕职业！”吴运才指着走廊拐角的话务室，声音压得低了些，“五六十年代那会儿，电话就是部队和县委的‘专属品’，老百姓见都见不着。直到前两年，县里才拉了电话线，咱们公社才算有了第一部摇把子电话！”
胡悦深有体会——以前每次来公社开会，想给上海家里打个电话，都得在话务室排半小时队。那电话机身是墨黑色的，摇把子磨得发亮，每次拨号前得使劲摇上十几圈，听着里面 “嗡嗡”响了，才能转拨号盘。有次她摇了半天没接通，话务员小张笑着说：“这老古董认人，得顺着它的劲儿摇！”
正说着，走廊突然响起“叮铃铃” 的刺耳铃声，惊得窗台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走。吴运才赶紧起身，掀开总机匣盖——一股陈年樟脑味混着机油味涌出来，里面密密麻麻的接线孔锈迹斑斑，像无数只眯着眼的小眼睛。“七三年防汛那回，这老古董连摇七个小时才接通县委，”他手指戳了戳一个标着“县委”的接线孔，“领导气得追问原因，一查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