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回信后的第四天，也就是5月10日，邮递员又送来了一个木匣子。李庆霖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沓崭新的纸币，用红绳捆扎得整整齐齐，散发着油墨特有的淡青色光泽。他拿起一沓看了看，每张钞票的编号都以“1973”开头——这是刚从印钞厂出来的新钱！
他双手颤抖着，把装着三百元的木匣子捧到堂屋，放在教员像的正下方，又找了块红绸布铺在下面。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红绸布上，也落在李庆霖的脸上。他看着木匣，眼泪又流了下来，滴在红绸布上，洇开两团湿痕。那是激动的泪，也是感恩的泪。他对着教员像深深鞠了一躬，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这笔钱，要当作传家宝，一代代传下去，让子孙后代都记得，教员心里装着老百姓。
徐诗文听到这里，手里的筷子“当啷”一声掉在桌上。他看着倪少华，嘴唇动了动，却再也说不出反驳的话。窗外的晨光越来越亮，透过玻璃照在桌上，也照在两人之间——那道关于公平与特权的鸿沟，仿佛在这一刻，被李庆霖的信和教员的回信，悄悄撕开了一道裂缝，而裂缝后面，是无数知青和老百姓期盼的光。
同一时刻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亮得晃眼，把整个会场照得如同白昼。翔宇先生摘下老花镜，指腹轻轻揉了揉发酸的眼眶，目光重新落向墙上那幅巨幅全国地图——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点，标注着各地知青插队的地点，此刻在他眼里，每一个红点都像一颗沉甸甸的心。
墙上的石英钟“滴答滴答”走着，指针早已越过深夜11点，会议室内烟雾缭绕，空气里满是烟草味和纸张的油墨味，一场关乎无数知青命运的高级别会议，已经持续了整整四个小时。
翔宇先生把眼镜推到额顶，露出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他手里捏着一份卷了边、页脚都磨破的福建来信，那是李庆霖写给教员的信，经过层层传阅，纸上已经布满了不同颜色的批示，每一笔都力透纸背，像一把把对准官僚沉疴的利箭。
“知青们借住的房子，漏雨漏风，冬天连炭火都没有……”他逐字逐句地重读信中内容，读到这里时，声音突然一顿，目光“唰”地转向坐在对面的农业部长，镜片后的眼神锐利得像刀，“沧白同志，你知道吗？现在某些建设兵团报上来的返城名单，干部子女占了足足三分之一！这些孩子有的刚去插队没半年，凭什么就能先回城？”
他“啪”地把信纸拍在桌上，语气沉重却异常坚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家大事，必须做好！不能再让老人家为这些民生小事劳神分心，咱们得把担子扛起来！”
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一点多，窗外长安街的电车声隐约传来，带着深夜特有的安静。会上，所有人都没了倦意，围绕着李庆霖信中反映的问题，以及各地上报的、尚未曝光的乱象展开激烈讨论——从知青的安置住房够不够暖和，到每月口粮能不能吃饱；从知青有没有机会继续学习，到未来返城就业的方向规划，每一个议题都关乎知青的切身利益，每一句话都沉甸甸的。
最后，翔宇先生猛地一拍桌，做出决定：“立即成立专项调查组，我亲自牵头！所有人都给我沉到基层去，把真实情况摸清楚，不能漏掉一个知青的困难！”
没过多久，13 支由国务院直接派出的“知识青年工作调查小组”就悄然出发，分赴全国12个省区。在他们的暗访名单上，“萩芦公社”这个名字被红笔重重圈出——这个藏在闽中山峦里的小村庄，因为李庆霖的信，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高层关注。
闽中萩芦溪畔，溪水湍急，泛着浑浊的浪花。调查组组长王震同志特意换上了一件打满补丁的旧军装，胸前别着一枚崭新的教员像章，在阳光下闪着光。他踩着摇摇晃晃的竹筏渡过溪水，上岸时裤脚都溅湿了，却丝毫不在意。
看到一位背着柴禾的老农从路边走过，他快步上前，笑着拦住对方：“老乡，麻烦问下，李良模家怎么走？”说着，顺手从口袋里掏出半包“大前门”香烟，塞进老农的柴箩筐里。
老农愣了愣，低头瞅了瞅那包烟，又看了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