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女李讷的信里写道：“已下决心，非把经济学这门大学问搞通不可！不然，怎么对得起老百姓的期待？”那信笺上的墨迹，仿佛还沾着西湖的水汽，每一个字，都透着对老百姓前路的焦思——他怕自己学不透，怕自己再犯错误，耽误了国家，耽误了人民。
可惜，现实的阻力像厚重的帷幕，没那么容易拉开。因为当时“左 的声音占了上风，主张冷静、务实的人没多少话语权，经济工作里那股“过热”的劲头，压根没真正刹住。教员的反思与自责，像一团沉甸甸的云，依旧萦绕在心头，没散开。
又过了一年仲夏，上海。在一次总结经济工作的会议上，教员再次直面自己的失误，语气里满是刻骨的痛惜：“错误我也犯了，不少是跟大家一起犯的。比如之前的河畔会议，我点头应下了那个过高的钢铁产量指标；后来在武昌，明明觉得不对劲，却又退了一步，没坚持住；再到上海，另一个更高的指标，我也咬牙扛了下来……这些事，桩桩件件，都是刻骨的教训，这辈子都忘不了，也不能忘！”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62年那个寒风凛冽的初春——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一次敢说真话、敢揭问题的会议，也是一次直面错误、勇于担责的会议。
其实在这之前几个月，教员已经做过自我批评，还特意要求把检讨传达下去，让基层的同志也知道，他也犯了错，也在反思。可因为种种无形的藩篱，他的检讨只在极小的范围内传了传，没掀起多大波澜，好多像徐诗文这样的基层知青，压根就没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