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寒冬腊月那天，任命他为教育部长的文书送过来时，他指尖划过钢印的凹凸纹路，金属的寒意顺着指尖直刺骨髓。这位曾在荒漠里指挥过核试验的将军，此刻却觉得眼前这张红木办公桌，比罗布泊的发射井更令人窒息——核试验有数据可依，可教育这摊子事，牵扯着千万人的前途，一步错就是满盘皆输。
当时窗外的积雪还没消，玻璃板下压着的上级批示泛着冷光。他盯着那行“抓好教育，事关国运”，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当年能扛得起千吨重的核设备，如今却觉得连一支教鞭的分量都扛不动。
这些年，欠账太多，比如学校教学秩序无法保证，校舍条件不是很好，比如基层学校缺老师、缺教材，还有的地方没有固定的地方实施教学，又比如连招生标准都模糊不清。面对全国千万学子的前途，他第一次尝到了“力不从心”的滋味。可命令就是命令，最终也只能在述职报告上写下“勉力而为”四个字，笔锋轻得像羽毛，却压得他心口发沉。
转眼到了八月，北京的热浪把柏油路都晒得发软，友谊宾馆的会议室里却冷得像冰窟。这是今年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当文件组的工作人员搬来半人高的《招生草案》时，来自东北的一位代表突然“刺啦”一声扯开了衬衫领口，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都这会儿了还搞群众推荐？我闺女在知青点天天偷摸打着手电复习，被邻居骂是‘小资病’，说她‘读书没用’！”
他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张皱巴巴的家书，纸页上的字迹被汗渍晕染，还裂开了几道细纹，像极了那些年被撕碎的准考证。“你们看看，我闺女写‘要是能考大学，就算饿肚子我也愿意’，这要是还按推荐来，她这辈子都没机会！”
这话一落地，会场瞬间炸锅！两派人马当场拍案对吼，唾沫星子在吊灯下乱飞：
“不考试怎么选真才？难不成靠举手表决定状元吗？！”
“放屁！我就是工人子弟，我凭啥不能靠考试上大学？！”
文件组的杨秘书埋着头疾书，钢笔尖在“文化考核”条款上来回划圈，墨痕都叠成了黑疙瘩。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某些人怕的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考试制度一动，他们靠关系、走后门的奶酪就保不住了。
更致命的是，本该掌舵的刘和教育部，竟全程毫无作为。他像是继承了前几年的躲避姿态——就像那年面对棘手问题时，躲在屋子里靠打乒乓球消极应对一样，这次也任由会议在争论中空转，自己一言不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会议从盛夏拖到秋凉，友谊宾馆的客房换了三茬，某位代表的行李箱滚轮天天在走廊里磨，硬生生磨平了半公分。当服务员第四次来催退房时，墙上的挂历“哗啦啦”翻到了九月，窗外的梧桐叶都开始往下掉了，方案还是没个准信。
某天傍晚，走廊里突然传来沙哑的哼唱声，是工人老大哥爱唱的调子，却被改了词：“方案推倒几十遍哟，磨穿鞋底难定板——”“耳旁风再猛有啥用？教室大门焊得严！”唱歌的是位来自工厂的代表，声音里满是无奈，听得人心头发酸。
部长办公室里，刘西尧还在盯着文件上“推荐入学”四个字，指节捏得发白，连指甲盖都泛了青。抽屉深处，三封来自基层的加急电报像烙铁似的发烫——里面全是老百姓的呼吁，求着恢复考试。他忽然想起半年前交接核试验防务时，老部下跟他说的那句叹息：“部长，这回您要蹚的雷区，可比罗布泊凶险百倍啊！”
就在会议陷入胶着，连代表们都快失去耐心时，一位名叫穆扬的《人民日报》记者站了出来。他天天泡在会场，敏锐地察觉到，束缚教育界手脚的“两个估计”，根源深扎在过去的特殊时期，不把这根毒刺拔了，招生改革就是空谈。
穆扬回到报社，连夜奋笔疾书，写出了一份直指问题核心的内部报告——《全教会那份 “纪要”到底怎么回事？》。报告里把“两个估计”的危害说得明明白白，还列举了基层学校的真实情况。这份报告像插上了翅膀，迅速送到了高层手中，印在了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