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后，盖着公社大红印章的批文终于送到了农场。文书上白纸黑字写得明白：同意办学，但得限期新建校舍，验收合格才能开学。消息一传开，整个农场都沸腾了！社员们听说娃能在家门口上学，哪还顾得上别的？第二天天还没亮，打谷场就热闹起来。
老李头赶着牛车，把自家留着盖新房的高粱秆全拉来了，嗓门洪亮：“先紧着娃们用！俺家房子晚两年盖没事！”壮劳力们自发组队，扛着锄头、背着筐上山开采石料，一个个汗流浃背也不喊累；几个妇女挎着篮子，把自家菜园子的黄土挖出来打土坯，手掌磨出了水泡也不停歇。才三天工夫，建房的材料就堆成了小山，高粱秆、石料、土坯摆得整整齐齐，连知青们都主动来帮忙搬东西。
在二队打谷场北面的缓坡上，王卫东蹲在地上，手里攥着石灰袋，仔细画出四间教室的轮廓。他算得格外认真，生怕尺寸错了——得分成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一间教室，还得给老师留间办公室，娃儿们年龄参差不齐，教室小了可不行。围观的知青们看得好笑，打趣道：“卫东这么上心，说不定将来要当校长呢！”
这话偏巧被路过的潘瑕听见了。她双手抱在胸前，撇了撇嘴，故意提高嗓门：“有些人啊，打着为集体的幌子，其实就是想躲清闲，不用下地干活！”王卫东攥着石灰袋的手紧了紧，指节都泛白了，可终究还是没反驳——他知道潘瑕嘴硬，跟她争也没用。
“潘瑕就是这脾气，嘴像刀子似的，心说不定是软的，习惯就好。”王卫东这么安慰自己，可他没料到，后来两人的关系会因为这事慢慢变了样。
新校舍落成那天，整个农场都像过节。四间瓦房整整齐齐排着，红砖墙透着新气，窗户框刷了白漆，连门都是新打的。第七天一早，公社教育组的验收人员就踩着露水来了。他们拿着尺子，一间间丈量教室尺寸，用手指敲打着新砌的石灰墙，听声音判断结不结实，连窗户上刚糊的毛头纸都掀开检查，生怕漏风。临走时，那位戴眼镜的组长难得露出笑容：“比我们预想的好太多了，你们农场办事实在！”
转眼到了秋收，金黄的稻穗压弯了腰。大队书记老赵从公社开完会，连家都没回就直奔农场，手里挥舞着盖着鲜红印章的批文，在打谷场上喊得嗓子都哑了：“批下来了！咱们农场小学正式批下来了！”社员们“呼啦”一下围上去，争相传阅那张薄薄的公文纸，手都在抖。
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抹着眼泪，粗糙的手指轻轻摸着印章的纹路，像是摸着宝贝：“俺们祖祖辈辈都不识字，这下娃能上学了，俺家总算有盼头了！”有人当场就给自家娃收拾书包，旧布缝的袋子里，装着捡来的铅笔头和用了半本的练习本。
开学那天，二十多个孩子像小麻雀似的，背着各式各样的书包挤在新教室里。一年级的娃年龄差得大，最大的已经十四岁，个子比课桌还高，最小的才六岁半，还得踮着脚才能碰到桌面。二三年级是临时测试分的班，娃们基础都薄弱，有的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可总算凑齐了三个年级。阳光透过崭新的窗户纸，照在孩子们兴奋的小脸上，个个眼睛亮晶晶的，盯着讲台看。
谁也没料到，站在讲台上的会是潘瑕和另外两名女知青。孩子们先是愣了愣，接着欢呼起来，声音差点掀翻屋顶——他们早就听大人说知青老师有学问，没想到还是女老师，温柔又好看。潘瑕她们也格外激动，总算不用整天在田里干重活，能发挥自己的文化特长，心里别提多痛快了，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潘瑕握着粉笔的手微微发抖，在黑板上写下“开学第一课”几个字，眼睛却不住地往门口瞟。她心里满是疑惑：办学校明明是王卫东提议的，之前接待老师、跑手续、带头盖房子，哪件事他都没落下，怎么学校正式开课了，他反倒不参与了？难道真像自己之前说的，他只是想躲清闲？
直到放学，潘瑕去队部交教学计划，才从支书嘴里知道原委。原来王卫东特意找过组织，语气诚恳：“潘瑕她们三个身子骨不如男知青壮实，不适合干重活，而且她们都是城里重点中学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