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的，文化底子厚，教孩子最合适。我是男的，力气大，还是留在田里干活，多挣点工分补贴集体。”
第二天检查教学设备时，潘瑕远远看见王卫东蹲在教室后排，正拿着锤子敲一张摇晃的课桌。他低着头，额头上渗着汗，手里的锤子轻轻敲着，生怕力气大了弄坏桌子。潘瑕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之前的误解和偏见慢慢散了。她咬了咬嘴唇，突然快步走过去，在教室里其他老师和几个早到的孩子的注视下，深深鞠了一躬：“王卫东同志，谢谢你！之前是我不对，不该误会你。”声音不大，却让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下来。
王卫东愣在原地，手里的锤子还举着，看着面前的潘瑕——她的脸红红的，阳光透过新糊的窗纸，在她脸上投下暖暖的光斑，眼神里满是真诚。他赶紧放下锤子，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事没事，都是为了娃们，你别往心里去。”
打那以后，大伙都发觉王卫东和潘瑕的关系不一样了。社员们经常看见潘瑕端着搪瓷碗，给王卫东送自己腌的咸菜，“你干活累，就着咸菜能多吃两个窝头。”王卫东也总记着潘瑕，教室的门窗松了，他趁着歇工就去修；下雨天屋顶漏雨，他扛着梯子就去补。两人还是会斗嘴，潘瑕依旧会说他“笨手笨脚”，王卫东也会笑她“小心眼”，可眼神里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像春天的溪水，慢慢滋润着彼此的心。
有次老支书看见他们并肩走在田埂上，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潘瑕手里拿着野花，王卫东帮她提着装满课本的袋子，时不时说着什么，引得潘瑕笑出了声。老支书忍不住摸着胡子笑了，嘴里念叨着：“年轻真好啊，这俩孩子，总算能好好相处了。”风一吹，田埂上的野草轻轻摇晃，像是在为他们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