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像潘瑕这样，能“赋闲”在家专心备考。更多的知青青年，还得在茶场、生产队干活，他们只能想方设法向队长请假，有的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有的甚至步行十几里路，争相涌向县城的新华书店抢购复习资料。书店里常常挤满了人，有时候一本《高考数学复习题》能被好几个人抢着看；还有的知青钻进县图书馆，早早地就去抢座位，图书馆里安静得只能听见翻书的“沙沙”声，每个人都在为了高考这个目标，拼尽了全力。
1977年的冬天，比往年冷得更厉害，寒风像刀子似的刮在人脸上，疼得钻心。很多知青和年轻人都困在各自的困境里，想复习高考却没个安稳环境，可潘瑕的处境，比他们所有人都要绝望——那些人至少还能抱着高考这根救命稻草，盼着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而她连这最后一丝希望的影子都看不见。
她蜷缩在漏风的土坯房里，墙壁上裂着好几道缝，寒风“呼呼”地往里灌，把屋里的温度降得跟屋外差不多。每天，她都能听见催债人用木棍敲打门框的“咚咚”声，那声音像锤子一样，一下下砸在她的心上。那个曾经承诺要带她回城过好日子的王卫东，自从报名前夜偷偷跑了之后，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了音讯，只留下一屁股还不清的巨额债务，还有院子里那辆锈迹斑斑、随时可能散架的手扶拖拉机。
来催债的是三个彪形大汉，一个个长得凶神恶煞，领头的外号叫“刀疤牛”，左脸上横着一道长长的疤，像条蜈蚣似的，看着就吓人。这三个人跟索命的无常一样，天天守在潘瑕家门口，就连潘瑕身体极度不适，他们都没走，蹲在院子里“站岗”，还厚着脸皮说这是给她“保驾护航”，怕她跑了。潘瑕坐在屋里答题，握着钢笔的手不住地发抖，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把试卷上的字迹都晕开了——她背了那么多公式、那么多诗句，可在现实的重压面前，那些知识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该面对的催债还是躲不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刀疤牛就一脚踹开了潘瑕的房门，声音粗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今天再不还钱，你院子里那辆拖拉机，我们直接开走！”潘瑕心里一紧，她知道刀疤牛说的不是虚张声势，这些人干得出这种事。去年邻村的老李头，就是因为还不上欠他们的钱，被这几个人用麻绳捆着，在地上拖了二里地，最后浑身是伤，躺了半个月都起不来床。
没办法，潘瑕只能硬着头皮，天还没亮透就爬起来，去发动那台老掉牙的拖拉机。拖拉机 “突突突” 地喘着粗气，像是随时都会熄火，折腾了半天，才终于启动。她开着拖拉机去了县城的煤矿，煤矿的销售员老周正叼着烟卷在门口溜达，看见潘瑕冻得发紫的嘴唇和皴裂的双手，忍不住骂了句“造孽”，但还是心软了，让工人给潘瑕的拖拉机车厢装满了煤块。“赊账可以，”老周吐出个烟圈，烟圈混着空中的煤灰，呛得潘瑕直咳嗽，“但明天必须连本带利一起结，少一分都不行！”
这就意味着，潘瑕今天必须赚够两天的钱，既要还老周的煤钱，还得留点给催债的人，不然明天就别想再从老周这儿拿到煤了。潘瑕咬了咬牙，心里盘算着，只能把每斤煤的价钱翻个倍，不然根本不够用。寒风像小刀子一样刮着她的脸，她开着拖拉机在县城的巷陌间慢慢穿行，车头绑着个小喇叭，循环播放着她自己录的声音：“优质阳泉煤——取暖做饭都好用嘞！”喊到后来，她的嗓子又干又疼，像是被煤渣磨出了血，每说一个字都费劲。
好在，这世上总有愿意为糊涂账买单的人。潘瑕在寒风里冻了大半天，直到日头西斜，才有个穿着呢子大衣的中年男人拦住了她的拖拉机。这个男人看起来像是个干部，手里拿着块手帕捂着鼻子，嫌弃地挑拣着煤块，最后却出人意料地说要把整车煤都包了，还愿意出高出市价三成的价钱。
“没事，单位能报销，不差这点钱。”男人掏钱的时候，手腕上戴着的上海牌手表晃了晃，那亮闪闪的表盘看得潘瑕眼睛都有些发疼——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手表。
卖完煤，潘瑕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