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生在信中写道：“尊敬的领导：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谈一谈。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
他还写道：“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
这位落款为“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的青年，1968年中学毕业后就下乡插队了，当时他担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1973年6月，他作为县里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候选人参加考试。最终成绩出来了，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但这封写在试卷背面的信，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乃至影响时代的关键。
1973 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载了此信，编者按还盛赞其对大学招生路线问题的“深刻见解”。8月20日，《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这封信并且加了按语，将此信定性为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体现。紧接着，全国报刊纷纷转载，这封信一下子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白卷事件”发生后，张铁生在时任辽宁省主要领导人的注意下，被塑造成了“反潮流英雄”。他的命运陡然改变，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破格录取，后来甚至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从那以后，张铁生开始频繁参加社会活动，而“白卷事件”的涟漪也迅速扩散开来。当年的报刊评论将文化考试斥为“旧高考制度的复辟”，随之掀起了对高考制度的猛烈批判。“读书无用论”也甚嚣尘上，无数青年的大学梦在这场风暴中化为泡影。
不过，这种窘境直到1977年才终于得到改观。这一年的5月2 日，这位可爱的老人发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讲话，这就像是一颗种子，为当年冬日那场点燃希望、改变历史的考试埋下了伏笔。
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惊雷炸响，瞬间成为举国上下最炙热的话题。然而，与考生们如饥似渴的备考热情相伴的，是弥漫四野的茫然。大家都在想，如何命题？怎样组织？录取标准几何？分数线如何划定？一道道未知的迷雾，笼罩在通向考场的路上。
丁倩虽早有预感这将是一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拼搏，但当她真正身处其中时，才发觉自己还是低估了迎接这场高考的艰难程度。这艰难不只源于书本知识的匮乏，更源于那刺透骨髓的严寒。
丁倩插队的内蒙古，那漫长的冬季从十月初一直持续到来年四月。她所在的村子地处高寒山区，广袤的平原无遮无拦，西伯利亚的寒流得以长驱直入，在此地展现出最原始、最暴虐的姿态。那气候环境的严酷，就如同这片荒凉土地上的某些人情世故，冷漠得如同那常在零下二十度徘徊的气温。
冬夜，漫天星斗闪烁着逼人的寒光，偶尔还会夹杂着远处野狼凄厉悠长的嗥叫，这让原本就寂静的夜晚更添了几分凄清。清晨，田野山坡覆盖着一层白花花的冷霜冰凌，即使太阳升到一杆高，大地依然吝啬地保留着满地的银白，舍不得把满地的白霜送走，凉气还丝丝缕缕地向上蒸腾着。
往常，知青们攒在一起，光是众人呼出的气息就足以让小小的土屋暖意融融，窗户玻璃上也会凝结着厚厚的水雾。实在冷得伸不出手时，几间连排的屋子一齐烧起煤炉，彼此依偎取暖，总能重新驱散寒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