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年，公元前255年）?
河东郡郡守王稽因犯有与诸侯国私通之罪，被判处死刑，在闹市执行（弃市）。应侯范雎因此日渐闷闷不乐。有一天，秦昭襄王在朝堂上叹息，范雎询问原因。秦王说：“如今武安君白起已死，郑安平（范雎举荐的将领，此前已降赵）、王稽（范雎举荐的官员）等人又都背叛了秦国，国内没有良将可用，国外却强敌环伺，我因此忧虑啊。”范雎听了心里害怕，不知如何是好。
燕国来的辩士蔡泽听说此事，便西行进入秦国。他先派人向范雎放话说：“蔡泽是天下雄辩善言之士。他一旦见到秦王，必定会令您陷于困境，从而夺取您的相位。”范雎大怒，派人召蔡泽来见。蔡泽见到范雎，态度又很傲慢。范雎很不高兴，于是责备他说：“你扬言要取代我做宰相，请说说你的道理！”蔡泽说：“唉！您的见识怎么如此迟钝啊！四季交替，完成使命的季节就该离去。您难道没见过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吗？他们难道值得您效仿吗？”范雎故意反驳说：“有什么不可以？！这三位先生，都是道义的楷模，忠诚的典范。君子可以不惜牺牲生命来成就功名，死而无憾！”蔡泽说：“人们建功立业，难道不希望善始善终吗？能保全生命和美名的，是上等结局；名声可垂范后世但性命不保的，是次等结局；名声受辱但保全性命的，是下等结局。商鞅、吴起、文种，作为臣子竭尽忠诚建立功业，确实值得敬仰。但闳夭、周公那样的贤相，难道不也是既忠诚又圣明吗？！您希望效法商鞅等三人，还是希望能像闳夭、周公那样呢？”范雎说：“说得好。”蔡泽接着问：“那么，您的君主（指秦昭襄王）在宽厚对待旧臣、不背弃功臣方面，比起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来如何呢？”范雎说：“不清楚谁更好。”蔡泽又问：“那么您的功勋业绩，与商鞅、吴起、文种相比如何？”范雎说：“不如他们。”蔡泽于是说：“既然如此，您若再不引退，恐怕遭遇的灾祸会比他们三位更严重了。俗话说：‘太阳到了正中就要西移，月亮盈满之后就要亏缺。’懂得前进后退、伸屈变化，顺应时势而改变，这才是圣人的处世之道。如今您的仇怨已经报了，恩德也回报了，权势达到了顶峰却没有改变的打算，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啊。”范雎听后深以为然，便请蔡泽为上宾，并把他推荐给秦昭襄王。
秦王召见蔡泽，与他交谈，非常欣赏他，任命他为客卿。范雎趁机称病，请求辞去相位。秦王正对蔡泽的谋划感到满意，于是任命他为宰相。蔡泽当了几个月的相国后，被免职。
（荀子论兵部分）?
楚国春申君任命荀卿（即荀子）为兰陵县令。荀卿是赵国人，名况，曾在赵孝成王面前与临武君讨论用兵之道。
赵孝成王问：“请问用兵的关键是什么？”
临武君回答说：“上得天时（有利时机），下得地利（有利地形），观察敌军的动向变化，后于敌人行动却能先于敌人到达战场，这就是用兵的关键策略。”
荀卿说：“不对。我听说古代用兵的根本之道，在于使民心一致（统一民心）。弓和箭若不协调，即便是后羿那样的神射手也无法射中目标；六匹马若不能步调一致，即便是造父那样的驾车高手也不能到达远方；士兵和百姓若不亲附君主，即便是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圣君也无法必定取胜。所以，善于使百姓亲附的人，才是善于用兵的人。因此，用兵的关键就在于使百姓亲附罢了。”
临武君说：“不对。用兵所看重的是形势有利，所施行的是变化多端和诡诈手段。善于用兵的人，行动神出鬼没，敌人根本无从知晓。孙武、吴起运用这种战术，天下无敌，难道一定要依靠百姓亲附吗？”
荀卿说：“不对。我所讲的，是仁德之人的军队，是称王天下者的志向。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计谋和形势利害。仁德之人的军队，是无法用诡诈手段战胜的。那些能被诡诈战胜的，只能是那些松懈怠慢、防备松懈，或者君臣上下离心离德的军队。所以，用夏桀的诡诈去对付另一个夏桀，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