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但不放纵，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就叫做‘道’。‘道’，是万世都不会有弊病的；如果出现弊病，那是因为失去了‘道’。先王的治国之道，必然会有偏废和施行不到之处，所以政治也有昏聩不明而行不通的时候，这时候只需补救偏废之处、弥补弊病就行了。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所尊崇的侧重点不同，并非故意相反，而是为了补救过分之处、扶助衰落的环节，这是为了适应当时遇到的不同情况啊。所以孔子说：‘能够无为而治的，大概只有舜吧！’他不过是更改了历法正朔，变换了车马服饰的颜色（以示接受天命）罢了；其余的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需要做什么更改呢！所以王者有改革制度之名，却没有改变治国之道的实质。然而夏朝崇尚忠厚朴实，商朝崇尚敬奉鬼神，周朝崇尚崇尚礼乐修饰，这是因为它们所继承的前朝需要补救的弊端不同，应当采用这些不同的侧重点。孔子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部分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增加的部分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将来继承周朝的，即使过了一百代也是可以推知的。’这是说历代君王治国，采用的都是夏朝的忠厚、商朝的崇敬、周朝的文饰这三种原则。夏朝沿袭虞舜（的制度），却没有提到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因为他们的治国之道是同一种，所崇尚的原则也是相同的。治国之道的根本源于天，天不变，道也就不会改变。所以大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王相互传授并坚守同一种治国之道，没有需要补救弊病的政令，所以不说他们有什么废除和增加的内容。由此看来，继承安定之世的治国之道是相同的，继承混乱之世的治国之道则需要变革。”
“如今汉朝是在经历大乱之后建立的，（鉴于周朝后期文饰过度），似乎应当略微减少周朝崇尚文饰的风气，致力于推行夏朝崇尚忠厚朴实的做法。古代的天下，也就是今天的天下，同是这个天下，用古代的标准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如此悬殊呢！哪里出了差错导致衰落成这样？想来是在古代的治国之道上有所失误，还是在天理上有所违背呢？天对万物也是有所区别地给予恩惠的：给了它利齿的就不给角，给它装上翅膀的就只让它有两只脚，这表明接受了大利的就不能再索取小利。古代得到朝廷俸禄的人，就不靠体力谋生（指不务农），也不从事工商业（指不经商），这也是接受了大利就不再索取小利，与天的旨意是一致的。那些已经享受了大利益（俸禄）的人，还要去争夺小利益（与民争利），那么老天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更何况是凡人呢！这就是百姓怨声载道、深感不足的原因啊。有些人自身受到宠爱，身居高位，家庭富裕，享受着丰厚的俸禄，却还要凭借富贵的资本和权力，在下面与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比得过他们呢！百姓的财富一天天、一月月地被剥削侵夺，逐渐陷入极端贫困。富人奢侈浪费，财富多得溢出；穷人生活穷困，愁苦不堪；百姓既然不觉得活着快乐，又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就是刑罚繁多而奸邪行为却制止不了的原因啊。天子和朝中的大夫们，是下面百姓仰望仿效的对象，是远方之人从四方朝内观望的榜样。近处的人看着你们的行为去模仿，远处的人望着你们的行为去效法，怎么能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做出平民百姓追求财利的行为呢！整天惶惶不安只为追求财利，总担心匮乏贫穷，这是平民百姓的想法；整天惶惶不安只为追求仁义，总担心不能教化百姓，这才是大夫应有的想法啊。《易经》上说：‘背着东西的人却乘坐车子（比喻德行不配位），就会招致强盗前来。’乘车是人君子的地位，背负重物是小人的工作。这句爻辞是说，身居君子之位却做平民百姓的事，灾祸必然降临。如果身居君子之位，就该做君子该做的事，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当宰相时那样的廉洁奉公（不与民争利），就没有别的可做的了！”
“《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的永恒法则，是古今的通达道理。如今各家学派主张不同的治国之道，人们发表不同的议论，诸子百家各有各的主张，旨意各不相同，因此君主无法掌握统一的治国思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