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周堪作为他的副手。萧望之是着名儒者，与周堪都因为做过元帝师傅的旧恩，受到元帝信任，多次被召见宴饮，谈论治乱之道，陈述为政方略。萧望之推荐宗室中通晓经学、品行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刘向）为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同在元帝左右拾遗补阙。四人同心谋划商议，用古代制度劝导元帝，对朝政多有纠正；元帝很乐意采纳他们的意见。史高只是空占职位而已，因此与萧望之有了嫌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从宣帝时就长期掌管中枢机要，熟悉法令条文；元帝即位后身体多病，认为石显长期掌管机要，是宦官没有外党（与外朝无勾结），专心一意可以信任，就把朝政委托给他，事情无论大小，都通过石显禀报决定，石显的尊贵宠幸倾动朝廷，百官都恭敬地侍奉他。石显为人机灵聪明，熟悉事务，能深刻体会皇帝微妙的心意，内心阴险狠毒，善于狡辩，用以中伤别人，对稍有得罪或瞪他一眼的人，就施加严法；他还与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勾结，议论朝政常常坚持按旧例办，不听从萧望之等人的意见。
萧望之等人忧虑许氏（许皇后家族）、史氏（史高家族）放纵不法，又痛恨弘恭、石显专权，就向元帝建议说：“中书是政令的根本，国家的机要部门，应该由贤明公正的人担任。汉武帝在后宫游宴，所以任用宦官，这不是古代的制度。应该废除由宦官掌管的中书，以符合古人不近受刑之人的道义。”因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的矛盾加深。元帝刚即位，谦让谨慎，不愿轻易改变旧制，讨论很久不能决定，就把刘更生调出担任宗正（管理皇族事务）。
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和优秀人才作为谏官人选。会稽人郑朋暗中想投靠萧望之，上书揭发车骑将军史高派遣门客在各郡国谋取私利，以及许、史两家子弟的罪过。奏章由周堪看过，周堪禀告说：“让郑朋在金马门待诏。”郑朋写信给萧望之说：“如今将军制定的规划，是像管仲、晏婴那样就停止呢，还是准备忙到日头偏西，直到像周公、召公那样才罢休呢？如果像管仲、晏婴那样就停止，那么我将回到延陵的河边隐居，终老一生算了。如果将军要振兴周公、召公遗留的事业，亲自听取各方意见，那么我或许愿意竭尽微薄之力，奉献万分之一的忠诚！”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推心置腹地接待他；后来知道他是奸邪之徒，就与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士人，因此怨恨，转而投靠许、史两家，推翻他之前所说许、史两家的事，说：“那都是周堪、刘更生教我的；我是关东人，怎么会知道这些事！”于是侍中许章禀报元帝接见了郑朋。郑朋出来后扬言说：“我拜见皇上，告发了前将军萧望之五个小过失，一个大罪状。”待诏华龙品行污秽，想投靠周堪等人，周堪等不接纳，他也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弘恭、石显指使郑朋、华龙二人告发萧望之等人阴谋罢免车骑将军史高，疏远并斥退许、史两家的情状，等候萧望之休假出宫的日子，让郑朋、华龙上书告发。元帝把此事交给弘恭查问，萧望之回答说：“外戚在位大多奢侈淫逸，我想匡正国家，并非做邪恶之事。”弘恭、石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党营私，互相吹捧举荐，多次诬陷控告大臣，诽谤离间皇亲国戚，想以此独揽大权。作为臣子不忠，欺骗皇上大逆不道，请谒者（官名）召致廷尉（即下狱）。”当时元帝刚即位，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就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后来元帝召见周堪、刘更生，被告知：“关在监狱里。”元帝大惊说：“不是让廷尉问问而已吗？”于是责备弘恭、石显，两人都叩头谢罪。元帝说：“让他们出来处理政事。”弘恭、石显趁机让史高出面说：“皇上刚即位，还没有用德政教化闻名天下，就先拿师傅开刀验证（刑罚）。既然已将九卿、大夫（指萧望之等）下狱，应该就此判决免职。”于是元帝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前将军萧望之，教导我八年，没有其他罪过。如今事情久远，记忆不清难以明了，特赦免萧望之的罪过，收回前将军、光禄勋的印绶；周堪、刘更生都免官为庶人。”
二月，丁巳日，立元帝的弟弟刘竟为清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