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差）有不够周全的地方，那也是（为了根本）而出现的过失，目的在于教养人民。刑罚使用不当有时会导致死伤，如今的刑法也不是皋陶制定的那种（完美）刑法，而主管官员请求制定法令时，该删减的就删减，该增加的就增加（削则削，笔则笔），是为了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至于礼乐教化，却推辞说‘不敢（妄动）’，这简直是敢于杀人、不敢于教养人民啊！因为礼器、乐器等细节稍有不足（小不备），就索性完全放弃不做，这是舍弃小不足而选择大不足（指放弃教化根本），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了！教化与刑法相比，刑法是次要的（轻），（若重视刑法而轻视教化，）那就是舍弃重要的（教化）而急于抓次要的（刑法）。教化，是国家赖以治理的根本；刑法，只是辅助治理的工具；如今废弃根本（所恃）而单单依靠辅助工具（所助），这不是实现太平盛世的方法。从京城开始就有悖逆不孝的子孙，以至于犯下死罪、遭受刑戮的人接连不断，这都是因为不学习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啊。我们继承的是历经千年衰败的周朝，延续的是暴秦留下的烂摊子，人民长期浸染在恶劣的风俗中，贪婪、凶险、邪僻（贪饕险诐），不懂得道义事理。在这种情况下，不向他们展示宏大的教化（大化）而只用刑罚去驱赶（欧通“驱”）他们，他们终究不会改变！”成帝将刘向的意见交给公卿大臣讨论。丞相翟方进和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建立辟雍，并在长安城南勘察选址、立下标记（营表）；但最终未能动工就中止了。当时又有人说：“孔子不过是个平民，还培养了三千弟子。如今天子的太学弟子太少了。”于是将太学弟子名额增加到三千人。但一年多后，名额又恢复如旧。
刘向自认为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常常公开为刘氏宗室（辩护）讼冤，讥刺王氏外戚和在位的大臣。他的言论大多沉痛恳切，发自至诚。成帝多次想任命刘向为九卿（高级官员），但总是遭到在位的王氏家族成员以及丞相、御史（大夫）的阻挠（持），所以始终未能升迁。他担任大夫（如光禄大夫）一级的官职前后三十多年，直至去世。（刘向死后）十三年，王氏（王莽）便篡夺了汉朝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