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自乐，不得治理百姓，干预政事，凡与外人交往，都有严格的禁令，这才使他们得以保全安宁，各自保住福禄爵位，这就是前代得失的验证啊。大行皇帝（孙权）借鉴古代教训，警戒当今，防患于未然，深谋远虑，所以在卧病之时，分遣诸王各回封国，诏书恳切，禁令严峻，所告诫的条款，无所不至。实在是为了上安宗庙，下保诸王，使百代之后能相安无事，没有危害国家、倾覆家族的悔恨。大王您应上思周太伯顺从父亲意愿（让位于弟）的志向，中念河间献王刘德、东海王刘强（皆汉宗室，以恭谨着称）恭敬顺从的节操，下存前世骄纵荒乱诸王的教训以为警戒。然而听说您近来到了武昌之后，多次违背诏令，不拘制度，擅自调发诸将士兵修缮宫殿。再者，您左右侍从有罪过的，应当上表奏闻，交给有关部门处理；您却擅自私下处死，事情不明不白。中书杨融，亲自接受诏命，本应恭敬谨慎，却说：‘我就是不听禁令，又能把我怎样！’听到这种话，大小官员无不惊怪，莫不寒心。俗话说：‘明镜用来照形，古事用来知今。’大王您应深以鲁王（孙霸）为戒，改变自己的行为，战战兢兢，对朝廷尽礼。这样，您的要求没有得不到满足的。如果背弃忘记先帝的法令制度，心怀轻慢之意，臣下宁可辜负大王您，不敢辜负先帝的遗诏；宁可被大王您怨恨，岂敢忘记尊奉主上的威严而让诏令在藩臣中不能施行呢！假使鲁王能及早采纳忠直之言，心怀惊惧之虑，那么他就能享福无穷，怎会有灭亡之祸呢！良药苦口，只有病人能甘之如饴；忠言逆耳，只有通达之人能接受。如今臣等诚惶诚恐，想为大王您在危险萌芽之时就予以消除，使福禄根基更加广厚，所以不知不觉言辞激切，希望您能三思！”孙奋收到信后，非常恐惧，于是移居南昌。
当初，吴大帝孙权修筑东兴堤（在今安徽含山西南，巢湖东岸）以遏阻巢湖之水，后来入侵淮南，战败，就把战船留在巢湖内，于是废堤不再治理。冬季，十月： 太傅诸葛恪在东兴集结军队，重建大堤，左右两端依山筑城，各留一千人驻守，派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然后自己率军返回。
魏国镇东将军诸葛诞对大将军司马师说：“如今趁着吴国内侵（指诸葛恪筑城），让王昶（字文舒）进逼江陵，毋丘俭（字仲恭）进军武昌，以牵制吴国上游兵力；然后挑选精兵进攻其两城（东兴堤左右二城），等到他们的救兵赶到，我们已大获全胜了。”当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各自献上征伐吴国的计策。朝廷因三人的计策不同，下诏询问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议事者有的想乘船直接渡江，横行于长江以南；有的想四路并进，攻打吴国防守的城垒；有的想大军屯垦边境，伺机而动；这确实都是攻取敌人的常用计策。然而自从我们训练军队以来，前后已有三年，敌人并非毫无防备。吴军为寇，将近六十年了，他们君臣相保，吉凶同当，加上刚丧失元帅（指陆逊等），上下忧惧危惧，假使他们将战船部署在要害之处，坚守城垒，占据险要，那么横行渡江之计，恐怕难以取胜。如今边境的守备，与敌军相隔甚远，敌军设置的侦察哨所，又布置得十分严密，我们的间谍无法行动，耳目闭塞。军队没有耳目，侦察不够详细，却要发动大军去面临巨大危险，这是怀着侥幸心理求取成功，先战而后求胜，不是保全军队的长久之策啊。只有进军大规模屯垦边境的办法，最为稳妥可靠；可下诏命令王昶、胡遵等选择险要之地安营扎寨，审慎地安排布置，命令三方面同时进驻前线。这样，第一，可以夺取敌人的肥沃土地，迫使他们退守贫瘠之地；第二，军队在百姓之外，敌寇无法侵扰掠夺；第三，招徕安抚附近百姓，归降归附的人会日益增多；第四，我方侦察哨所远设，敌人间谍无法活动；第五，敌人退守后方，侦察必然松懈，屯垦容易建立；第六，军队就地生产，坐食积谷，士兵不用运输；第七，敌人内部矛盾时常可闻，一旦有机可乘可迅速讨伐袭击。这七点，都是军事上的当务之急。不占据有利地势，敌人就会占有便利资源；占据有利地势，则利益归于国家，不可不明察。敌我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