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
班长说，我像是不要命的，其实我夜里想家，想您蒸的杂合面馒头，也想爸。
二姐和德昇哥什么时候结婚？日子定了告诉我一声。
小军在大荒沟还好吗？”
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只字未提大姐月英。
“这孩子真犟，”俊英读完了，把信递给母亲，心头沉甸甸的。
张义芝把信按在胸口，让俊英替她写回信：“家里都好，你二姐和德昇的婚事还没定日子。你的津贴不用寄回来。妈不识字，但你的字像你的人，站得直，妈看得懂。”
第二封信是在一年后，信封里夹着一片枯黄的胡杨叶。
“连队调去沙漠边上修铁路，我们住地窝子，夜里风像刀子。我入了团，还当了副班长。第一次实弹我打了三发全中，班长夸我了。妈，您别生气，我觉得我走出来是对的，在盘山那个小县城也不会有大出息。”
这封信让张义芝哭出了声，她把胡杨叶夹进小军那本被撕掉封皮的《新华字典》里，珍藏起来。
第三封信隔得久，整整十四个月。信封磨得起了毛，落款却换了部队代号。信里字迹潦草，还有被汗水晕开的蓝黑墨水。
“妈，我们要上高原驻训，可能很久不能写信。别惦记，我学会了开牵引车，也学会了在雪地里睡帐篷。大姐如果还在搞运动，您劝她一句：枪子儿不认笔杆子。等下次休假，我想吃您腌的酸白菜，想听您骂我一声‘小兔崽子’。”
这封信之后，邮路像被刀切断，再没音讯。
张义芝把三封信按时间顺序叠好，用一块褪了色的红绸包起，塞进炕柜的夹缝里。
小季再也没来过“第四封信”，但每年腊月二十三，张义芝都在灶王爷像前多摆一双筷子，仿佛那封信正从风雪高原往家赶，只是路太远，邮差还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