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以最快的速度抄下来。
有次自习课，王老师偷偷把她叫到办公室，从抽屉里摸出一本1965年的旧代数书：“这书你拿回去看，别让别人看见。”
小军把书裹在棉袄里带回家，晚上就着煤油灯抄到本子上。灯光昏黄，把她的影子映在墙上。
她盯着“一元二次方程”的公式，反反复复的找规律，背下来。
可没等她学透，厂里又催着学生们加班赶制农机零件。课本被压在枕头下，好几天没翻开过，再拿出来时，书页上落了层薄灰。
这样的日子熬到1975年夏天，初中毕业的小军没等来升学通知，却接到了上山下乡的通知书。红色封皮上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她跟着二十多个知青挤上绿皮火车，晃了两天两夜，宣传游街，在所有的插队农村转了个遍。才坐着拖拉机颠簸三个小时，到了分配的盘山县的大荒沟生产队。
村口的老槐树下，队长敲着铜锣喊：“知青们，先去晒谷场卸行李，明天早起出工！”
第二天凌晨四点，鸡叫头遍，小军就被队长的吆喝叫醒。她扛着锄头往稻田走，露水打湿了裤脚，冰凉刺骨。插秧的时候，腰要弯成弓，手指在泥水里泡得发白，一天下来，直起身子都要扶着田埂。
晚上回到寄宿的大队书记陈志广家里，土炕上铺着稻草，弥漫着霉味，锅里煮的玉米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就着腌萝卜干，勉强填个半饱。
有次秋收，她割稻子太急，镰刀划了手背，鲜血顺着指缝流进稻穗里，她抓把泥土摁住伤口，接着干。工分就是命，一天8分工才能换两斤玉米，要是缺勤，连糊糊都喝不上。
日子像村口的老井，沉闷得没个波澜。小军躺在土炕上，望着屋顶的破洞，偶尔能看见星星。
她想过就这样熬下去，找个农村人结婚，生几个孩子，一辈子守着这片地。可每当看到村里小学的孩子背着书包走过，她总想起自己那本卷边的代数书，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
1977年冬天，村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喊着“恢复高考”的消息。小军正在地里积肥，手里的粪叉“哐当”掉在地上。她疯了似的往知青点跑，拉着老乡老周喊：“恢复高考了！我们能考大学了！”
老周拍着她的肩膀笑，眼里却含着泪。他们这群知青，终于有了盼头。
可盼头很快就被现实浇了冷水。乡下哪有复习资料？小军跑遍了附近三个村子，才从一个退休老教师家里借到一本1966年的《数理化通解》，书页发黄，缺了前几章，还有几页被虫蛀了洞。
她又开始抄书了，把重要的公式抄在本子上，揣在怀里，出工的时候趁歇晌拿出来看。割麦的时候，她脑子里想着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手指被麦芒扎得满是血点都没察觉；挑粪的时候，她嘴里默念着数学题的答案，脚步踩空，摔在田埂上，粪桶扣了一身，引得老乡们笑。
小军爬起来拍了拍衣服，还惦记着没背完的知识点。
晚上是最珍贵的复习时间。大荒沟没通电，她写信给大姐月英买煤油送来，就点着煤油灯抄书，灯芯调得小小的，怕煤油用得太快。
大队书记陈志广的媳妇刘春玲看她辛苦，偶尔会端来一碗热地瓜：“小军，别熬太晚，身子要紧。”她捧着地瓜，暖到了心里，却还是复习到后半夜，眼睛熬得通红，看字都重影。
有次煤油用完了，她就借着月光看课本，字看得模模糊糊，只能在心里默背公式，直到天快亮才躺下。
夏天的太阳格外毒，地里的苞米长得比人高，小军顶着烈日锄草，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泥土里，瞬间就没了踪影。
考试那天，小军凌晨三点就起床，走了两个小时的村路去县城。考点设在盘山中学，门口挤满了考生，有像她一样的知青，有工厂的工人，还有刚毕业的高中生。
她攥着皱巴巴的准考证，手心全是汗。走进考场，桌子上满是划痕，椅子摇摇晃晃，她坐下后，先把抄着公式的纸拿出来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