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宣九年四月，天气转暖后，南风带着潮湿的暖意掠过田野，吹得麦浪翻滚，也吹醒了天下学子奔赴考场的脚步。
四月中旬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各州各县的考场外便已排起了长队。
学子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背着简单的行囊，里面装着笔墨纸砚和几个干硬的面饼。
江南的苏县考场外，一个穿着粗布短打的青年正踮脚往里面望。
他叫苏砚秋，是邻县农户的儿子，怀里揣着母亲连夜烙的饼，手里紧紧攥着一本被翻得卷了边的书。
三个月前，他在县城的布告栏前看到科举告示时，激动得差点把手里的锄头扔了，他寒窗苦读十年，原以为这辈子只能守着家里那几亩薄田，没想到当今天子竟给了寒门学子这样一条路。
“下一位，苏砚秋。”
听到自己的名字，他深吸一口气，理了理衣襟，跟着官差走进考场。
考场是借用的县府，三十间考棚整齐排列，每间棚里放着一张木桌、一把木椅，墙角摆着个瓦罐，是考生如厕用的。
“入棚后不得交头接耳，不得擅自离棚，违者按舞弊论处！”
监考官拿着令牌，声音在院子里回荡。
苏砚秋走进属于自己的考棚，坐下时，木椅发出“吱呀”一声轻响。
他铺开试卷，指尖因紧张而微微颤抖。卷首印着“童考”二字，下面是三道题目：一是默写书本中的“为政篇”，二是解释“民为邦本”的含义，三是写一篇关于“农桑之重”的短文。
看到题目，他悬着的心稍稍放下。这些都是他烂熟于心的内容，尤其是“农桑之重”，他从小跟着父母下地，太知道种庄稼的辛苦与重要。
他蘸了蘸墨，笔尖落在纸上，沙沙的写字声在寂静的考棚里格外清晰。
阳光从棚顶的窗棂照进来，落在他的卷纸上，也落在他专注的侧脸，汗珠顺着额角滑落，他却浑然不觉。
这样的场景，同时出现在大周的百余座县城里。北境的云县考场外，几个裹着棉袄的学子正互相打气，他们的冻疮还没好利索，握着笔的手冻得发红，却写得一笔一划，格外认真。
南疆的邕县考场旁，有学子带着斗笠，防备着突如其来的阵雨，卷纸下垫着油纸，生怕墨迹晕染……
半个月后，各州的奏折陆续送到御京。
白洛恒坐在御书房里，看着礼部汇总的名册，指尖在“三万七千二百一十六”这个数字上轻轻敲击。
“三万七千多人。”
他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萧澈与张迁，眼底的笑意藏不住：“比朕预想的多了近万人。”
身旁的内侍正帮他研墨，闻言笑道：“这说明天下学子信陛下，信大周。他们肯背着行囊奔赴考场，便是把前程押在了陛下的科举制上。”
“是啊。”
白洛恒拿起一份奏折，是苏县县令所写，里面详细描述了考场的情形，特别提到了几个寒门学子的答卷，字里行间满是赞叹。
“你看这苏县县令说，有个叫苏砚秋的学子，写‘农桑之重’时，竟能说出各地土壤的差异、作物的习性，连老农学官都自愧不如。”
他将奏折递给萧澈，语气里带着期待：“这样的人才，若是埋没在田间地头，岂不可惜？朕要的，就是这样懂实务、接地气的学子，不是只会空谈经义的酸儒。”
萧澈看完奏折，笑着点头：“陛下放心，金子总会发光的。”
五月初，童考结果陆续公布。
各州的县府布告栏前再次挤满了人，有人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喜极而泣，对着御京的方向叩拜，有人落榜后蹲在墙角，默默收起书卷，眼神黯淡，近三万七千名考生，最终通过童考、获得童生资格的，只有一万八千余人，刚好过半。
落榜的学子里，有白发苍苍的老儒，考了一辈子功名，终究还是折戟沉沙；也有十几岁的少年，抹了把眼泪，对同伴说“三年后我还来”。
他们中，最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