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和弟弟，弟弟没七七大三岁，可自打弟弟出生那天起，七七就知道，母亲和父亲把全部的光都拢到了弟弟身上。
那光并不刺眼，却像腊月里窗棂上结的冰花，亮得悄无声息，冷得也悄无声息。
弟弟是家里的“宝贝疙瘩”，这四个字是母亲用舌尖抵着上颚轻轻吐出的，带着糯米一样的黏和甜。母亲唤他的时候，声音会拐三个弯儿，像唱小调。父亲呢，父亲把这三个字写进了每日的行程：下班先抱弟弟，再逗弟弟，最后把弟弟高高举过头顶，让他去够那盏并不亮的灯泡。灯泡昏黄，弟弟的笑声却像一串银铃，叮叮当当滚进七七的耳朵里，砸得她耳膜生疼。
七七比弟弟大三岁，大三岁意味着她早三年学会自己系鞋带，早三年学会把眼泪咽进肚子，早三年学会在母亲喊“七七，别挡路”时，迅速把身子贴到墙根，像一张被雨水泡软的旧年画。
她也曾试着撒娇。有一回，她伸开胳膊，学着弟弟的样子去够父亲的脖子，父亲却下意识侧身，她的指尖只抓到一掌冷空气。父亲歉意地笑笑，那笑意像隔夜的茶，颜色还在，温度没了。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手里举着锅铲，油星子溅到她的手背上，烫出一个小红点。“七七，你都多大了？”母亲的声音隔着水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七七收回胳膊，悄悄把手背到身后，像藏起一只被打湿的麻雀。
后来，她学会了把自己缩得很小。弟弟哭，她递手帕；弟弟笑，她跟着弯嘴角；弟弟的玩具车缺一个轮子，她把自己唯一的发条青蛙拆开，拧下一只轮子给他。母亲看见了，摸摸她的头，那掌心落在她头发上的时间，短得只够发梢颤一下。可七七还是把那瞬间剪下来，藏进心里的铁盒，晚上偷偷拿出来复习——像复习一篇永远考不到的课文。
弟弟五岁那年，发了一场高烧。夜里，父母带着弟弟去医院，七七被反锁在家里。她搬了小板凳坐在门口，从猫眼里看走廊的灯一盏盏亮，又一盏盏灭。凌晨三点，她困得眼皮打架，就把额头抵在冰凉的铁门上，数门上的凹痕。数到第一百七三个时，她忽然想起自己三岁时也发过烧，母亲用同样的姿势抱她，父亲的胡茬扎她的脸。那记忆像一枚被水浸过的邮票，图案已经模糊，只剩齿边的毛刺还戳得她心疼。
天快亮时，父母回来了，弟弟在父亲怀里熟睡，脸蛋红扑扑的。母亲开门，看见七七还坐在小板凳上，愣了一下，随即弯腰抱住她。那是七七记忆里母亲第一次用抱弟弟的力度抱她，她的肋骨被勒得生疼，却疼得踏实。母亲身上有消毒水的味道，还有一丝弟弟的奶腥。七七把脸埋进母亲肩窝，深深吸了一口气，像要把这味道腌进肺里。
再后来，弟弟上了小学，七七上了初中。弟弟的书包是母亲连夜缝的，帆布上绣着一只歪脖子的唐老鸭；七七的书包是表姐退下来的，拉链坏了，她用发卡别住。弟弟的铅笔盒有三层，吸铁石“咔嗒”一声脆响；七七的铅笔是母亲从单位带回来的，笔杆上印着“会议记录”四个字，她用橡皮把那行字擦掉，却留下一块难看的疤。
有一天，弟弟偷偷把七七的作文本带回家，指着其中一行问：“姐姐，‘偏心的天花板’是什么？”七七抢过本子，那页纸被她揉成一团，又展开，再揉成团。夜里，她躲在厕所里哭，哭声被水龙头冲得七零八落。第二天清晨，她发现那页作文被熨平了，压在弟弟的奥特曼玩具下面，上面多了一行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姐姐，对不起，我把我的天花板分你一半。”
七七把那张纸夹进了日记本。她没告诉弟弟，其实她早就不怪了——或者说，她怪的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为什么总忍不住去比较。就像小时候母亲分苹果，弟弟的总是大一圈，她盯着那个大红苹果，直到它在自己眼里缩成一粒核。可当她终于得到那个更大的苹果时，却发现自己的胃已经撑不下任何甜了。
高考那年，七七报了千里之外的大学。临行前夜，弟弟溜进她的房间，递给她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装着七颗玻璃珠、半包跳跳糖、一张画着歪歪扭扭的“家”的蜡笔画。弟弟说：“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