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和三姐”这个开头，像是从某个旧梦里抽出的线头，轻轻一扯，就牵出一段灰扑扑却又闪着碎光的往事。
七七是小妹，三姐是第三个女儿，中间还隔着二哥、四弟、五妹，像一排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蒜苗，挤在皖南那座漏雨的土墙屋里。
三姐被送走那天，是清明后的第三个辰日。天刚麻麻亮，母亲就把她仅有的两件碎花褂子叠好，塞进一只褪色的红塑料网兜。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锅里的火光忽明忽暗，照得他颧骨下的阴影像两口干涸的井。三姐没哭，只是用指甲反复掐自己手背的茧——那是冬天帮母亲剁猪菜留下的。她不敢哭，因为母亲昨夜已提前哭过一场，哭到一半又拿抹布捂住嘴，把声音堵回喉咙里，生怕让“主家”听见。
“主家”就是二堂哥。其实按辈分算，他已是“堂叔”——村里人把“堂”字喊得含糊，便都随了孩子叫“哥”。他在县城的粮油站当会计，新娶了老婆，生了个半夜总啼哭的男婴。需要人洗尿布、熬米汤、把屎把尿，更需要一个“自家人”——知根知底、工钱便宜、能随时打发回山的“亲戚”。于是三姐像一袋新磨的糙米，被父母用“帮忙”的名义扛下山，再倒进别人的仓。
七七那年才七岁，踩着一双大她三岁的布鞋，啪嗒啪嗒追到村口。她看见三姐坐在二堂哥的“永久”牌后座上，一只脚悬空，一只脚努力踩住锈迹斑斑的横杠。晨雾把三姐的辫子漂成两尾灰白的鱼，一晃就不见了。雾里也飘着她最后留给七七的话——“别跟来，回头我给你带糖纸。”
糖纸没等来，等来的是腊月里二堂哥托人捎回的一包旧衣：一件腈纶毛衣、一条膝盖磨得发亮的裤子，还有三姐过年穿回家的灯芯绒外套。母亲抖开外套，发现左边口袋缝死了，拆开一看，是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一张折成燕子，一张折成小船。母亲把两张钱贴在胸口，突然弯下腰，像被抽掉脊梁的稻草人，发出一种奇怪的、带着水音的呜咽。七七站在灶台边，手里还攥着三姐用粉笔头给她画过的小人，小人没有眼睛，只有一张咧到耳根的笑嘴。
后来七七偷偷跑到县城。她扒在粮油站后窗，看见三姐蹲在井台边，用棒槌捶打一件成人尺寸的的确良衬衫。井水溅起来，落在她脸上，像一场不会停的小雨。三姐瘦了很多，辫子只剩一把毛茸茸的尾梢。婴儿在屋里哭，二堂哥的老婆隔着竹帘骂：“死丫头，水这么凉，想冻死我儿子？”三姐就加快动作，棒槌砸在青石板上，发出钝而脆的声响，像远处山里放的小炮——七七忽然想起去年正月，三姐带她上山捡松果，捡到一半山背后“砰”地炸开采石场的炮声，三姐一把捂住她耳朵，自己的耳朵却被震得通红。
再后来，三姐跑过一次。她带着一张汽车票根和半包发霉的饼干，沿着铁路往家走。走到第三座隧道时，被二堂哥骑自行车追上。二堂哥没打她，只是把她带回县城，锁在堆放花生壳的库房里，三天后让她在全村人面前“认个错”。那天正逢七月半，祠堂门口烧纸钱，火堆被风卷得老高，像一堵会走路的墙。三姐跪在火堆前，额头抵着青石板，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到斑驳的砖墙上，影子被拉得极长，几乎要挣断脖子飞出去。七七躲在人群里，看见三姐的辫梢散开了，像一条黑蛇，软软地伏在尘埃里。
三姐最终没再跑。她十九岁那年，二堂哥把她说给粮油站守仓库的老瘸子——一个比她大十六岁的男人，说是“报恩”，抵了三年工钱。出嫁前夜，三姐被允许回家拿“嫁妆”。她走进柴房，把小时候和七七一起藏过玻璃珠的墙缝抠开，摸出三颗早已褪色的珠子，塞进七七手心。那夜没有月亮，只有风把晒在竹竿上的芥菜叶吹得哗啦啦响，像一场仓促的雨。七七想问“姐，你恨不恨”，却怎么也张不开嘴，只觉喉咙里塞着一块烧红的炭。三姐倒是笑了，笑纹从嘴角一直拖到耳根，像当年粉笔小人被补上了眼睛——可那眼睛太深，黑得照不出人影。
很多年后，七七离开村子，到更远的江边城市读师范。临行前，她收到一个皱巴巴的包裹：里面是一沓各式各样的糖纸，印着“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