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评委老师，页面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泛黄的纸页，都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岁月的艰难。
最让评委老师动容的，是案例分析部分。林晚星详细讲述了三个核心案例：第一个是她自己的经历——1997年辍学进厂，每天工作14小时，却在深夜偷偷背单词、写日记，1998年偷偷报名成人高考，2001年终于重返校园；第二个是表姐林招娣的故事——1992年成绩优异却被迫辍学，在电子厂干了13年，如今砸锅卖铁供女儿读私立学校；第三个是 former 同事王丽的经历——1997年和她一起进厂，因怀孕放弃读书，现在每天督促女儿“一定要考去市里读高中”。“这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1990年代末农村女性教育的三种命运：抗争者、妥协者、传承者。”林晚星说，“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从未放弃对教育的渴望，这种渴望，正是突破困境的核心力量。”
在陈述“突围路径”时，林晚星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访谈结果，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一是建立“农村女性教育口述史”档案，收集1990年代末以来辍学女性的故事，用真实叙事打破“农村女孩只能进厂务工”的刻板印象；二是开展“代际帮扶”计划，组织像她一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女性返乡支教、分享经历，让农村女孩看到“教育改变命运”的真实可能；三是加强农村家庭的“性别平等教育”，通过村委会、学校的宣传，让父母明白女孩接受教育的长远价值，而不是只看重短期的经济回报。“我自己就是‘代际帮扶’的受益者。”林晚星说，“1998年，一位曾经辍学后来考上大学的女工姐姐鼓励我参加成人高考，她的话让我重新燃起了读书的希望。现在，我也想成为这样的‘姐姐’，去帮助更多农村女孩。”
20分钟的陈述结束后，答辩进入提问环节。第一位提问的是文学院的张教授，他推了推眼镜，温和地问：“林晚星同学，你的论文中多次提到‘1997年电子厂招工潮’对农村女性教育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家庭决策之间的关系？”
林晚星思考片刻，回答道：“张老师，1997年前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沿海城市的电子厂大量招工，而当时农村家庭普遍贫困，很多家庭连两个孩子的学费都凑不齐。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下，家庭资源会优先倾斜给男孩，女孩则被视为‘家庭经济的贡献者’——我父亲当年就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我进厂能挣钱帮弟弟盖房，比读书‘更有用’。这种‘经济压力+传统观念’的双重作用，让很多农村女孩被迫放弃教育，这就是当时家庭决策的核心逻辑。”她还补充了一个细节：“我当年进厂时，电子厂的招工简章上写着‘16岁以上即可报名’，这其实也变相降低了农村女孩辍学的门槛，让‘进厂务工’成为一种‘合法’的选择。”
第二位提问的是教育学院的王教授，她关注的是论文的现实意义：“你的论文聚焦于1990年代末的农村女性教育困境，那么对于当下的农村女性教育，你认为有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王老师，虽然现在农村女性的教育机会比1997年多了很多，但‘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存在，部分贫困家庭的女孩仍面临教育选择的困境。”林晚星回答道，“我的论文能提供的经验，主要有两点：一是个体的抗争精神——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坚持对教育的渴望，就像我当年在电子厂偷偷读书一样；二是社会的支持力量——需要更多人关注农村女性教育，建立帮扶机制，比如现在的‘春蕾计划’、乡村教师支教项目，这些都能为农村女孩提供实际帮助。我现在在深圳的中学当老师，也在组织学生给农村学校捐书，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
最后提问的是李教授，他看着林晚星，眼神里满是赞许：“晚星，你的论文里有很多个人经历的细节，比如1997年电子厂的工资是200元\/月，你每月寄150元回家，自己留50元买书本；比如你1998年参加成人高考时，因为没上过高中，数学只考了38分，后来花了半年时间补数学。这些细节让你的论文很有感染力，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