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珍用藤条和树枝给他做了一副简易拐杖，两人决定离开山洞寻找大部队。临行前，段苏权在石墙上刻下“红军万岁”四个大字，用石块掩盖好山洞的痕迹。当他们走出密林时，发现雪地里印着一串串熟悉的脚印——那是红军的军靴留下的痕迹。
11月的梵净山，风雪比往年更加猛烈。在护国寺的残垣断壁间，黔东独立师的战士们仍在坚守最后的阵地。当敌人再次发起进攻时，留在寺内的三十余名重伤员互相搀扶着，用石块和断枪构筑起最后的防线。他们中，有的失去了手臂，有的双腿被冻僵，却没有一个人选择投降。
司务长老张将最后一口粮食分给伤员，自己则拿起一把菜刀站在寺门口。“同志们，咱们就算死，也要拉几个白狗子垫背！”他的声音嘶哑却充满力量。伤员们纷纷响应，用尽全力呼喊着口号，声音在风雪中回荡。当敌人冲进寺庙时，老张大吼一声扑了上去，用菜刀砍倒一个敌兵，自己也被乱枪打死。其他伤员拉响了最后几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护国寺在爆炸声中彻底坍塌。
在苏家坡的密林里，潘团长带领的第二团残部仍在与敌人周旋。他们弹尽粮绝，只能靠挖野菜、剥树皮充饥，不少战士因饥饿和寒冷倒下。潘团长将仅剩的战士分成三个小组，分散突围：“能走一个是一个，出去后找到大部队，告诉他们黔东独立师没有全军覆没！”他自己则带领一个小组向敌人发起佯攻，吸引注意力，最终在掩护战友突围时中弹牺牲，遗体被风雪掩埋在苏家坡的战壕里。
大园子的冷杉林中，马吉山团长的遗体被发现时，仍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他的手指紧扣扳机，眼睛圆睁着望向护国寺的方向，仿佛还在指挥战斗。敌人为了泄愤，将他的遗体悬挂在树上示众，却被当地群众趁夜偷偷取下，安葬在密林深处。群众们在坟前栽下一棵冷杉，说：“这棵树长得有多高，红军的精神就有多高。”
帝母庙的废墟旁，王立寿连长的遗体被战友们找到时，怀里还紧紧抱着一面残缺的红旗。红旗上的五角星虽已褪色，却在风雪中依然醒目。战士们轮流背着他的遗体转移，直到找到一处隐蔽的山谷将他安葬。没有墓碑，没有棺椁，只有战友们用刺刀在岩石上刻下的“王立寿之墓”五个字，在岁月的冲刷中愈发清晰。
黔东独立师的牺牲，为红二、六军团主力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当王光泽带领残部终于抵达湘西与主力会合时，贺龙军团长紧紧握住他的手，泪水夺眶而出：“你们受苦了！黔东独立师是好样的！”王光泽哽咽着说不出话，他知道，这句话里凝结着多少战友的鲜血与生命。
多年后，梵净山的百姓们仍在讲述着红军的故事。他们说，每当风雪交加的夜晚，护国寺的废墟里总会传来枪声和喊杀声，那是红军战士们仍在坚守阵地；他们说，苏家坡的冷杉林里，每到春天都会开出鲜红的花朵，那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他们说，梵净山的泉水格外甘甜，那是红军战士的汗水和泪水化成的。
1982年，梵净山建立自然保护区时，工人们在护国寺遗址下挖出了大量的弹壳和刺刀，见证着当年的激战。1998年，当地政府在梵净山修建了红军纪念碑，碑上刻着“血洒梵净山，精神照千秋”十个大字。每年清明，都会有群众和学生来到这里，献上鲜花，缅怀那些长眠在山巅的红军战士。
段苏权后来伤愈归队，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他始终没有忘记梵净山的岁月，多次回到这片红色的土地，看望掩护过他的李通珍和当地群众。每次站在护国寺的废墟前，他总会想起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想起那些年轻的面孔，想起他们用生命铸就的丰碑，在梵净山巅永远矗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