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怎么知道？”我忍不住问。
老婆婆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颗用红线缠着的椰子糖，和铁盒里的一模一样。“这是她当年走之前给我的，说等我能敲动钟了，就带新的回来换。”她把糖凑到鼻尖闻了闻，眼睛亮了亮，“你闻，还有椰子香呢。”
就在这时，她突然站起来，指着海面大喊：“灯！是她的船灯！”
浓雾里，果然有一点昏黄的光在移动，慢悠悠地往岛这边飘。老婆婆手抖得厉害，几乎握不住钟锤，大哥赶紧过去扶住她，帮她举起锤子。“当——当——当——”钟声急促地响起来，像在喊“这里！这里！”
我低头看那本日志，最后一页的空白处，不知何时多了行铅笔字，歪歪扭扭的，是老婆婆的笔迹：“宣统三年冬，收到她从海外寄的信，说被海盗掳去做了绣工，逃出来时船坏了，在码头打零工攒钱修船。她说，看见塔灯就知道家在等她。”
铁盒里的椰子糖碎块突然滚落到日志上，恰好盖住“等你”两个字。远处的船灯越来越近，隐约能看见船头站着个穿蓝布衫的老妇人，正朝着灯塔挥手，手里举着个油纸包，在风中轻轻晃。
“看，”老婆婆笑得眼泪直流，“我说过，她会听见钟声的。”
塔顶的灯光突然变得明亮，像是积聚了百年的光都在这一刻迸发。铁皮青蛙在口袋里跳了跳，黄铜肚皮上的“盼”字亮了起来，和钟声、灯光融在一起，在雾里织成张温暖的网。
大哥碰了碰我的胳膊，指着日志里夹着的另一张纸条，是张简陋的地图，标注着“南洋码头——望归岛”的航线，旁边画着艘小小的船，船上画着颗糖。
“下一站，南洋码头。”他低声说，声音里裹着海风的潮湿，“去看看她当年攒钱修船的地方。”
我攥紧手里的椰子糖碎块，甜味仿佛透过指尖渗进心里。钟声还在响，雾渐渐散了，露出满天星光，像无数双眼睛，在见证这场跨越了百年的等待。
南洋码头的风总带着咸涩的潮气，木质栈桥在脚下咯吱作响，每块木板的缝隙里都嵌着细碎的贝壳和沙粒，像是被岁月嚼碎的时光。我们顺着老婆婆指的方向找到那间旧修船厂时，锈迹斑斑的铁门正挂着“停业整顿”的木牌，门轴上的蛛网蒙着层薄灰，却在角落留着个被反复蹭过的豁口，显然常有人从这里钻进钻出。
“就是这儿。”大哥推开门时，铰链发出老驴般的嘶鸣，惊得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院子里堆着半船拆下来的木板，有的还留着烧焦的痕迹，有的侧面刻着歪歪扭扭的名字——“阿珠”“阿福”“水根”，像是当年修船工的记号。最里侧的工棚墙上，用红漆画着艘没完工的船，船帆上写着“望归号”，旁边歪歪扭扭添了行小字：“等她回来，就叫这名儿。”
工棚的铁架上挂着件褪色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别着枚铜制的船锚徽章，背面刻着个“禾”字。大哥取下布衫时，从口袋里掉出个牛皮笔记本，纸页已经泛黄发脆，第一页贴着张黑白照片：穿工装的年轻姑娘站在船坞边，手里举着把扳手，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身后的半成品船身上，正刷着“望归号”的底漆。
“民国十七年三月，”我翻开笔记本，字迹带着点稚气，却透着股韧劲，“今天总算攒够买龙骨的钱了，老杨说这根楠木够结实，能抗住台风。他不知道，我偷偷在龙骨里刻了字——‘载着阿爹的钟声回家’。”纸页间夹着张皱巴巴的账单，上面记着“铁钉：32文”“桐油：5斤”，最后一行用红笔圈着总数，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笑脸。
往后翻，字里渐渐多了些忧虑。“五月十二，台风把船棚掀了半顶，刚削好的船桨断了三根。阿爹的信说塔灯快没油了，可我手里的钱只够买桐油……”这页的边缘有泪痕晕开的墨迹，在“阿爹”两个字上反复洇染，几乎看不清笔画。“六月初七，遇见个南洋来的商人，说能帮我带封信给望归岛，还说塔上的钟最近敲得特别急。我把攒的椰子糖塞给他，让他务必交到敲钟的人手里——那是阿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