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回声巷时，夕阳正把云彩染成蜜糖色，连空气都浸着层暖融融的甜。巷口的老槐树枝桠遒劲，像只张开的大手，托着满树新绿。树下摆着张藤椅，藤条磨得发亮，一个白发老人正摇着蒲扇打盹，扇面上“平安”二字被岁月洗得发白，膝头那本泛黄的册子摊开着，风一吹，纸页“哗啦啦”响，像在说悄悄话。
“后生仔，过来坐坐。”老人睁开眼，眼尾的皱纹里盛着夕阳，声音像晒透的棉絮，软乎乎的，“这巷子的故事，都记在我这册子上呢，多到能从春说到冬。”
我们围过去，蹲在藤椅旁。册子的纸页薄如蝉翼，边缘卷着毛边，上面用毛笔字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墨色有深有浅，显然记了许多年。旁边还贴着些零碎的物件：半张印着海棠花的糖纸，边角被摩挲得发亮；片干枯的槐花瓣，虽失了水分，纹路却依旧清晰；根褪色的红绳，打了个同心结，结眼里还卡着点陈年的槐花粉。
老人翻到其中一页，指尖轻轻点着上面一行字，那字迹娟秀，带着点少女的拘谨：“看，这是五十年前，有个穿蓝布衫的姑娘，每天天不亮就来巷子口，在墙上写一句‘平安’。”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些，“写了三年零七个月，风雨没断过。”
那一页贴着片保存完好的海棠花瓣，花瓣下压着张褪色的照片，照片上的姑娘梳着两条麻花辫，正踮脚往墙上写字，辫梢的红绳晃悠悠的。旁边的字迹从工整变得潦草，笔画里带着抖，最后又归于平稳，像惊涛骇浪后复归平静的海。“后来呢？”阿芷追问，指尖无意识地捻着衣角，眼里亮闪闪的。
“后来啊，”老人笑了，眼角的皱纹堆成朵花，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那年冬天，雪下得齐膝深，姑娘正往墙上写字，巷口突然传来轮椅轱辘声。一个缺了条腿的后生推着轮椅过来，军大衣上还沾着风尘，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他在战壕里写的‘等我’，字被血浸过，晕成了暗红色。”他扇了扇蒲扇，风里飘来槐花香，“两人就在这槐树下结的婚，没办酒席，街坊凑了桌菜，姑娘说，墙那天开的海棠花，比城里的玫瑰还香十倍。”
李醒指着册子上一根断了的铅笔，笔杆上刻着个歪歪扭扭的“蛋”字：“这又是谁的？”
“哦，那是个留着锅盖头的小娃，爹娘走得早，跟着奶奶过。”老人摸了摸那铅笔，指腹蹭过笔杆的裂痕，“他总在墙根下写‘想娘做的蛋羹’，写着写着就哭，眼泪砸在字上，晕开一片墨渍，最后把铅笔头都撅断了。”他顿了顿，声音软得像棉花，“后来巷子里的街坊轮流给他做蛋羹，张婶放葱花，李伯加虾皮，我家那口子总往里面卧两个蛋。直到他十五岁参军，临走前在墙上画了个大大的谢字，红粉笔涂的，像团小太阳。那天墙开了满墙的向日葵，黄灿灿的，晃得人眼睛疼。”
大哥的触须轻轻拂过最后一页，那页是空白的，只有行新写的字，墨迹还带着点湿：“今日有群年轻人，在墙上种了花。”旁边贴着片我们刚才画槐花时掉落的粉笔灰，灰扑扑的，却像颗会发光的星。
“这册子啊，”老人合上本子，掌心在封面上轻轻拍了拍，封面是块磨旧的蓝布，缝着个褪色的布扣，“记的不是故事，是人心。就像你们身上的玉佩、船模、针线，看着是物件，其实都藏着念想，沉甸甸的，能压得住岁月的风。”
正说着，远处传来“叮铃铃”的铃铛声，一辆卖糖画的三轮车摇摇晃晃过来，车斗里的铜锅冒着热气，糖稀在锅里泛着琥珀色的光。老人朝摊主挥挥手，嗓门突然亮起来：“老张，给这几个后生仔来串糖画，要蝴蝶的，算我的！”
摊主应着，舀起一勺糖稀，手腕轻转，糖丝如瀑布般落下，在青石板上勾勒出蝴蝶的翅膀、躯干、触须，一气呵成。不过片刻，一只展翅的蝴蝶就落在了竹棍上，晶莹剔透，翅尖还沾着点金黄的糖珠。阿芷举着糖画，阳光透过糖衣照过来，在她手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落了层碎钻。
“下一站去哪？”李醒舔了舔沾在指尖的糖稀，眼里闪着光，像揣了颗小太阳。
老人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