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军队在执勤、操练之余，由军官组织，开垦营地附近的荒地，种植粟、麦等作物。收获的粮食，部分补充军需，部分留存作为储备。此举不仅减轻了后方转运粮草的压力，也使士卒不易骄惰，保持了勤劳本色。河阳城外，昔日尸横遍野的战场，如今已可见大片由军人耕作的田亩，秋日里泛起金色波浪。
扶持农桑，贷种兴农： 韩德将恢复农业视为根本。他督促各州县官员，将劝课农桑作为首要政绩考核。官府设立“常平仓”，在青黄不接时，以低息或无息的方式，向贫苦农户贷放种子、口粮，待秋收后偿还。大力推广代田法、区田法等精耕细作技术，引进耐旱作物品种。鼓励百姓种植桑麻，发展纺织，以副业补农业。这些措施虽然见效较慢，却如春雨润物，缓缓恢复着社会的元气。
复兴百工，管控资源： 潞州、泽州素有煤铁之利，磁州陶瓷亦小有名气。韩德让招募流散工匠，在潞州设立“军器监”和“百工院”，不仅大规模铸造兵甲，也生产农具、日用铁器。对境内的煤矿、铁矿实行官府监管下的许可开采制度，既保证军需和官营工坊的原料供应，也允许民间在缴纳矿税后开采，活跃市场。这些手工业的恢复，不仅满足了内部需求，其产品外销也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以工代赈，兴修水利： 利用冬季农闲，大规模征发民夫，以提供口粮和少量工钱的方式，组织他们疏浚河道、修复陂塘渠堰。如潞州境内的浊漳水、泽州的丹水等关键水系都得到了治理。这既改善了农业灌溉条件，预防水旱灾害，又使大量闲散劳动力有了生计，避免了社会动荡，可谓一举多得。
至中和九年夏秋之交，经过近一年半雷厉风行的整顿与苦心孤诣的经营，昭义节度使府的财政状况终于出现了转机，虽然仍显稚嫩，却已焕发出勃勃生机：
府库稍实： 税收和专卖收入稳定增长，节度使府的银库和粮仓不再空空如也，有了些许积蓄。虽然远未达到丰盈的程度，但已能勉强支撑日常军政开支、有限的军事扩张以及基础建设。账面上，岁入相比中和七年初，增加了近五成，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信号。
民生复苏： 减轻赋税、鼓励生产的政策，使百姓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流民陆续返乡，荒地重新开垦，市集逐渐活跃，社会秩序趋于稳定。街头巷尾，开始能听到些许久违的笑语。尽管生活依然清苦，但希望的火种已然播下。
军需得继： 财政的好转，使得军队的粮饷发放逐渐按时足额，破损的甲胄兵器得到补充，城防工事得以修缮。士卒们看到碗里的饭食变得实在，身上的衣甲变得齐整，士气与忠诚度自然提升。王琨在河阳前线，终于可以不再为基本的粮秣供应而日夜忧心。
然而，辉煌的数字与表面的复苏之下，潜在的危机与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如暗流涌动，时刻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
根基犹虚： 四州之地毕竟历经多年战火蹂躏，经济基础遭到毁灭性打击，绝非短短一两年能够彻底恢复。当前的财政好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严苛的行政手段和暂时的风调雨顺，抗风险能力极弱。一场天灾，或一次边境冲突，就可能使这点微薄的积累荡然无存。
军费黑洞： 维持一支近两万人的常备军，以及打造“虎贲”、“玄甲”这样的精锐，巩固千里防线，就像一个无底洞，吞噬着绝大部分的新增财富。财政状况仅是刚刚摆脱破产边缘，依然紧绷如弦，禁不起任何大的波动或长期战事的消耗。李铁崖和冯渊不得不时常在“扩充军备”与“与民休息”之间艰难权衡。
外部依赖与制裁风险： 昭义地处内陆，某些关键战略物资，如优质战马、部分稀有金属、南方药材等，仍需通过贸易从河东、宣武乃至更远的地区获取。这不仅消耗大量资金，更使得昭义的经济命脉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周边势力，尤其是敌对的朱温。一旦对方实行经济封锁，后果不堪设想。
内部张力积聚： 严苛的“刮户”和专卖政策，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却也严重触动了地方豪强和部分大商人的利益，民间隐藏着不满情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