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定期的、规范的巡视制度。”赵天成说。
“就像我们之前聊过的官员调研，但更侧重于‘挑毛病’。可以设立‘巡按御史’或者‘巡察使’，代表中央，定期或不定期地巡视各郡县。他们到了地方，不能光听郡守汇报，看准备好的‘样板戏’。得‘明察’与‘暗访’结合！”
“明察，就是公开查阅账册、案卷，按流程询问官吏。暗访，就是微服私访，深入到市井、乡野，找那些普通农夫、工匠、商贩聊天，听听他们平时不敢说的话。甚至可以设立‘密折’制度，允许特定级别的官员，或者皇帝信任的密探，直接向皇帝递送密封的奏报，绕过中间所有环节，防止被截留或篡改。”
“第二，鼓励民间举报。”
赵天成抛出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想法。
“可以设立‘登闻鼓’、‘举报箱’之类的东西，让百姓有渠道喊冤告状。当然，要设定规则，防止诬告，比如查实诬告者反坐其罪。但对于有价值的举报，要给予保护和奖励。你想，那些被贪官污吏欺压最深的，往往就是底层百姓，他们是藏在民间的‘眼睛’。”
“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赵天成推演道。
“推演一下效果：一个县令巧立名目，加征赋税中饱私囊。以前，可能天高皇帝远，没人知道。现在，巡视御史可能突然到来，暗访人员可能就在市集听到百姓抱怨，甚至有胆大的百姓通过举报箱把事情捅了上去。这个县令还能藏得住吗？暴露的风险大大增加，这就是‘不能腐’的威慑。”
“眼睛看到了问题，还得有工具去‘擦洗’。”赵天成回到他的肥皂比喻，“监察不能空泛，得有针对性地查几个关键点，我称之为‘廉政风险高发区’。”
“一是‘财务审计’。”赵天成伸出手指，“重点查政府的钱粮收支。赋税收了多少钱？徭役征发了多少人力？大型工程的款项用到哪里去了？有没有虚报冒领、贪污挪用？这就需要一套相对科学的记账和审计方法，不能光看一堆糊涂账。”
“二是‘执法监督’。”第二根手指，“看看地方官判案是不是公正？有没有屈从豪强、冤枉好人？法律执行是不是走了样？比如新法规定垦荒减赋，底下有没有阳奉阴违，照样盘剥？”
“三是‘效能监察’。”第三根手指，“这算是高阶要求了。不光看官员贪不贪，还要看他干活卖不卖力，有没有效率？一项工程是不是拖拖拉拉？一件政事是不是推诿扯皮？虽然你们现在很难量化，但可以通过比较、通过百姓口碑，有个大致判断。一个庸官，哪怕不贪，他把事情办砸了，危害同样巨大。”
“有了明确的监察内容，还得有相应的调查手段。”赵天成补充，“比如，查账时，有权封存账册；问询时，有权要求相关官吏配合；遇到阻力时，有权请求武力支持。这些权力，需要由法律明确规定，赋予监察机构。”
“推演效果：”赵天成继续说，“一个郡守和商人勾结，在朝廷采购中虚报价格，合伙分赃。在有效的财务审计下，采购价格与市价严重不符的漏洞就可能被抓住。在执法监督下，郡守包庇该商人其他不法行为的行径也可能暴露。再加上巡视和举报的信息相互印证，这个腐败链条就很容易被打破。”
“污垢找出来了，最后一步就是‘冲洗’，也就是惩处。”赵天成的语气带着一丝冷意，“这一步必须干净利落，形成震慑。惩罚不仅要针对直接贪腐者，还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一，主犯严惩不贷。”赵天成斩钉截铁，“根据罪行轻重，该罢官罢官，该抄家抄家，该杀头杀头！尤其是在推行新法、树立威信的初期，更需要几个典型的‘大老虎’来祭旗，让所有人看到朝廷反腐的决心。商鞅当年太子犯法还劓其傅呢，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推行‘连坐’与‘追责’。”赵天成看着扶苏，“这不是普通的邻里连坐，而是‘职务连坐’。一个官员出了严重的贪腐问题，他的直接上司有没有失察之责？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