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资调配平抑物价，将 “思来年” 的思维从个人扩展至国家层面。
明清商帮的经营更将 “思来年” 艺术化。晋商票号 “预提护本” 制度，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风险准备金，应对来年可能的经营风险；徽商 “贾而好儒”，将商业利润投资于族中子弟教育，形成 “以商养文，以文入仕，以仕护商” 的来年循环，如婺源朱氏家族 “每岁盈利，以三成思来年货殖，以七成兴族中书院” 的族规，展现了富人 “思来年” 的系统性布局。这种实践在《晋商兴衰史》中被总结为：“富人之思，非一年之谋，乃三代之虑。”
2. “思眼前” 的穷人生存镜像
战国时期，“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孟子?梁惠王上》）的小农，是 “思眼前” 的典型。汉代《盐铁论》记载：“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 这类家庭 “思眼前” 的核心是 “今日有食今日饱”，根本无力规划来年。宋代 “不抑兼并” 政策下，流民问题严重，《宋会要辑稿》载：“贫民一日不获，则饥寒至矣，安能思来年之田？” 这种生存状态在明清达到极致 —— 万历年间，北方灾民 “鬻妻卖子，仅换斗米苟活眼前”，《明季北略》中 “思眼前” 已从经济策略退化为生物本能。
更具悲剧性的是 “思眼前” 导致的恶性循环。清代华北农民为应对眼前饥荒，常以 “典妻” 换取粮食，《儒林外史》中 “穷得没奈何，把妻子典与盐商做妾，得银五十两救眼前急” 的描写，看似解决眼前危机，却丧失了来年的家庭劳动力；江南佃农 “眼前交租毕，明年无种粮” 的困境，使 “思来年” 成为奢望，如《浦泖农咨》记载：“佃农得谷，除交田主外，不足以养妻子，安能留种待来年？”
三、经济学分析：从跨期选择到稀缺心态的理性解构
1. “思来年” 的经济理性：跨期选择与资本积累
现代经济学中的 “跨期选择” 理论，为 “富人思来年” 提供了科学解释。弗里德曼的 “永久收入假说” 认为，富人因拥有稳定的资产性收入，更倾向于将当前收入转化为未来投资；而穷人的 “暂时性收入” 只能应对即时需求。这种差异在明代已有雏形 —— 沈万三 “以田产典息为永久收入，故能岁岁思来年货殖”，而佃农 “唯靠佣工暂时性收入，只能日日思眼前粥饭”（《吴江县志》）。
资本积累的 “复利效应” 强化了 “思来年” 的动力。晋商 “贷金取息，岁岁倍增” 的经营模式，本质上是利用复利进行长期规划；而穷人 “借高利贷还旧债” 的行为，陷入 “眼前救急 — 来年负债” 的恶性循环。行为经济学中的 “心理账户” 理论进一步揭示：富人将财富分配到 “投资账户”（思来年），穷人则只能存入 “生存账户”（思眼前），如清代徽商 “三成用于日常，七成投入钱庄生息” 的理财习惯，与穷人 “有银即买米，无银即借债” 的消费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2. “思眼前” 的生存理性：稀缺心态与认知负荷
塞德希尔?穆来纳森的 “稀缺理论” 完美诠释了 “穷人思眼前” 的心理机制 —— 当资源（金钱、时间）稀缺时，个体会产生 “带宽负担”，认知资源被眼前需求完全占据。这种现象在清代灾荒中尤为明显：《荒政辑要》记载，灾民 “日求一餐而不可得，脑中唯存‘何处寻食’一念，安能思来年耕种？” 现代实验经济学的 “实验” 也证明：长期处于资源稀缺的人，更难抵制眼前诱惑，这与《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的古老认知形成跨时空呼应。
“思眼前” 的另一个经济理性在于 “风险规避”。穷人因缺乏风险缓冲，只能选择 “眼前确定收益” 而非 “来年不确定收益”。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贫民不敢试种新谷，恐来年不熟，眼前即饿死；富人则可试种，即便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