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改道之争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另一股风潮却又在永徽四年的秋冬之际悄然兴起，这一次，焦点集中在了“纳谏”与“封禅”这两件看似不相干，实则都关乎帝王威信与朝堂风气的大事上。
事情的起因，是几位以耿直敢言着称的御史台官员，接连上书批评时政。所奏内容，从地方官员的贪腐懈怠，到京师勋贵子弟的奢靡无度，甚至隐约触及了某些皇室宗亲的不法行为。这些奏疏言辞犀利，证据详实，如同匕首般刺向帝国肌体上的脓疮。
若在以往，此类奏章多半会被中书门下以“有伤国体”、“需核实”等理由压下，或轻描淡写地处理。但这一次，李治在武媚娘的潜移默化以及陈昂早年灌输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理念影响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他不仅将几份重要的奏疏在朝会上公开讨论，责令有司严查，甚至对其中言辞最为激烈的谏臣褚遂良给予了嘉奖，赞其“忠直可嘉”。
皇帝鼓励纳谏的态度，如同春风解冻，使得原本有些沉闷压抑的言路为之一开。不少中下层官员，尤其是那些心怀理想、不满现状的寒门士子，开始大胆上书言事，指陈时弊。一时间，朝堂上竟有了几分“贞观之初”的清明气象。
这股风气，却让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感到浑身不自在。那些被抨击的贪官、被点名的勋贵，多与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皇帝鼓励言官，无异于纵容他人动摇他们的根基。
恰在此时，有善于揣摩上意的官员，揣测皇帝欲树立超越先帝的威望，便上表请求皇帝东封泰山，祭祀天地，以彰显永徽之治的功绩。“封禅”乃是古代帝王最高的荣耀仪式，耗费巨大，但意义非凡。
此议一出，立刻得到了不少官员的附和，尤其是那些希望通过操办大典捞取油水或讨好皇帝的人。朝堂上顿时弥漫起一股虚浮的颂圣之风。
然而，以褚遂良为首的清流谏臣们，却对此事大加反对。褚遂良更是当庭直谏，言辞恳切甚至可谓尖锐：“陛下登基未久，天下虽安，然西域初定，辽东未宁，国库尚虚，民生犹艰！此时若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行封禅之巨典，非但无以彰显圣德，恐效隋炀帝之覆辙，徒耗国力，为天下笑！臣请陛下效仿太宗文皇帝，暂缓封禅，励精图治，待国库充盈，四夷宾服，再行此礼未迟！”
这番话，如同冷水泼头，让沉浸在封禅幻想中的李治瞬间清醒，也让那些鼓吹封禅的官员脸色难看。李治虽心有不甘，但褚遂良所言句句在理，且引用了太宗旧例，让他难以反驳。朝会最终不欢而散，封禅之议被暂时搁置。
退朝后，李治闷闷不乐地回到长生院。武媚娘见状，柔声询问。李治将朝会上褚遂良激烈反对封禅之事道出，语气中带着几分委屈和恼怒：“朕不过是想效仿先帝，彰显国威，褚遂良便如此扫兴，将朕比作隋炀帝，着实可恨！”
武媚娘静静地听完，并未立刻附和或安慰，而是沉吟片刻，方才缓缓道：“陛下，臣妾以为，褚御史此言，虽逆耳，却是忠言。”
李治一愣：“哦？媚娘你也如此认为？”
武媚娘点头：“封禅大典，固然是帝王盛事。然褚御史所言甚是，如今国库确不充裕，边境亦未全然安宁。若强行为之，只怕外表光鲜，内里耗空，反伤国本。陛下试想，太宗皇帝何等英明神武，亦是在贞观中期国力鼎盛之时方行封禅。陛下初登大宝，正是积蓄力量、收服人心之时，实在不必急于一时虚名。”
她顿了顿，观察着李治的神色，继续道：“况且，褚御史敢于直谏，正说明陛下开明，使忠臣得以尽言。此等风骨，乃国家之福。陛下若因直言而怪罪，岂非寒了天下忠臣之心？不若陛下下诏褒奖褚遂良之忠直，并明言暂缓封禅，专心内政。如此，既可显陛下纳谏之诚，又能彰显陛下务实之德，岂不胜过那劳民伤财的封禅大典？”
武媚娘这番话，既肯定了李治的雄心，又巧妙地引导他接受了谏言，更将一次可能的君臣冲突，转化为了彰显皇帝圣明的机会。李治听后，茅塞顿开，心中那点不快顿时烟消云散，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