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北平城似乎与往年并无太大不同。依旧是凛冽的北风，依旧是灰蒙蒙的天空，依旧是人们身上臃肿而色调单一的棉袄。
但若是有心人细细品味，便能从这看似凝固的空气里，嗅到一丝极其微妙、却足以撬动时代根基的鲜活气息。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政治运动带来的躁动，一种源自经济领域、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的萌动，正如同冰封河面下悄然涌动的春水，蓄势待发。
这气息，首先体现在那些嗅觉最为灵敏的“民间组织部”——街谈巷议、厂矿车间休息时的闲聊、乃至家庭饭桌上的私语中。
以往讳莫如深、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话题，如今竟能带着几分试探、几分兴奋，在相对信任的小圈子里被小心翼翼地提及。
“听说了吗？南边，就那个什么特区，搞法不一样了！”
“报纸上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话可有嚼头了！”
“我二舅家的表弟，在乡下偷偷养了几只长毛兔，剪了兔毛去卖，上面好像……睁只眼闭只眼了？”
“以前说那是投机倒把，现在这风……是不是要变了？”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像一颗颗火种，在长期压抑的社会环境中闪烁。
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如四合院居民的人来说，这种变化更多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一种“似乎可以”的猜测，远未到敢于付诸行动的地步。政策的“松动”，更像是一扇厚重铁门被推开了一道缝隙，门外透进的光刺眼而陌生，大多数人还在门内观望、犹豫，甚至恐惧。
阎埠贵从学校带回了一些更“权威”的消息，比如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但他那精于算计的脑子，第一时间将其转化为了风险评估。“松动？再怎么松动，还能松过铁饭碗去？”他扶了扶眼镜，对着三大妈分析，“做买卖？那是提着脑袋干的事！
政策今天松，明天紧，你找谁说理去？还是老老实实拿工资稳当！”他将自己那套“抠搜保平安”的哲学，与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恐惧牢牢绑定，更加坚定了龟缩策略。
易中海感受到的则是另一种不适。广播里、报纸上，越来越少提他信奉了一辈子的“集体”、“奉献”、“阶级斗争”，越来越多地出现“经济”、“生产”、“改善生活”这些字眼。
这让他感到一种秩序失范的茫然和抵触。
“都想着自己赚钱，那还成何体统？人心不就散了吗？”他固执地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混乱”，迟早会回到他所熟悉的轨道上来。
秦淮茹被生活的重压磨得几乎丧失了感受外界变化的能力。政策的“松动”对她而言，远不如手里这个月还能剩下几斤粮票实在。
棒梗回来后的无所事事和阴郁气质，像一块更大的石头压在胸口，让她喘不过气。
她偶尔听到别人议论什么“做生意”，只觉得那是离自己无比遥远、甚至危险的事情，她现在只求工厂这份工作能保住，易中海那边能稳定，一家人能勉强糊口就谢天谢地了。
然而，在这片普遍性的茫然、观望与恐惧之中，有一个人，却如同蛰伏已久的猎豹，终于等到了猎物进入最佳捕猎范围的信号。这个人，就是何雨柱。
当那则标志着改革开放方针确立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公报通过广播和报纸传遍大江南北时，何雨柱正坐在自家屋里，就着一碟花生米，小酌着杯里的白酒。
广播里那庄重而充满力量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像重锤，敲打在他早已准备好的心弦上。
他没有像普通人那样激动地跳起来，也没有立刻找人议论。他只是缓缓地放下酒杯，身体坐得笔直，眼神锐利如鹰，仿佛要穿透墙壁，看清那正在发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转折。
“来了……终于，来了！”他低声自语，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了太久、终于得以释放的颤音。这不是疑问，而是确认。
他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