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冷一些。铅灰色的天空像一块沉重的幕布，低低地压在南岭的上空。村口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早已落尽，光秃秃的枝桠在寒风中瑟缩着，发出呜呜的声响。
北坡大队的晒谷场上，往日里这个时候应该是人声鼎沸，忙着晾晒晚稻的景象。但此刻，却显得有些冷清。
几个社员缩着脖子，揣着手，零散地站在场边，低声交谈着，眼神里带着迷茫和焦虑。
田埂上，几只麻雀在啄食着散落的谷粒，偶尔抬头警惕地望一眼四周，旋即又低下头去。
“唉，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跺了跺冻得发麻的脚，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他叫王老实，是村里的老佃户，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可肚子却总也填不饱。
“谁说不是呢，”
旁边一个中年汉子接话道，“今年收成也就那样，上交的任务一扣，分到手里的，够吃半年就不错了。开春了，娃们的学费，家里的油盐酱醋，哪儿都得花钱。”
“听说了吗？北边安徽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开始偷偷搞什么‘包产到户’了，把地分到各家各户去种。”有人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道。
“包产到户？那不是走资本主义回头路吗？要割尾巴的！”王老实吓得一哆嗦，赶紧往四周看了看，“这话可不敢乱说，小心被人听见，抓去批斗。”
“怕什么？现在外面风声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那中年汉子不服气地梗了梗脖子，“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饿死吧？你看咱们队里，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有心思好好干活？”
议论声渐渐低了下去，只剩下风声在空旷的晒谷场上呼啸。
南岭的人们，就像这寒冬里的麻雀，在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地寻觅着生计，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他们习惯了听天由命，习惯了集体的安排，即使那安排并不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精神上，他们是压抑的，麻木的，像被霜打过的庄稼，提不起一点生气。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江淮大地，凤阳小岗村的夜晚，气氛却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间简陋的茅草屋里，昏黄的油灯下，18个庄稼汉围坐在一起，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凝重。他们的身后，是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焦虑不安的家人。连年的灾荒和僵化的体制，让这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讨饭村”。
“都想好了？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生产队队长严俊昌，一个皮肤黝黑、眼神坚毅的汉子，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他手里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他们商量好的“生死状”。
“想好了！”
众人异口同声，声音不大，却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
“要是被抓了，判了刑，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办？”有人低声问，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严俊昌深吸一口气：“咱们是托孤！互相照应着点！只要能让家里人吃上饭，就算是坐牢，也值了！”
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映照着一张张饱经风霜却又充满渴望的脸。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沉甸甸的求生欲望。
他们依次在那张生死状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像一朵朵血色的花，绽放在寒冷的冬夜里。
这手印，是对饥饿的抗争，是对命运的呐喊，更是对未来的赌咒与期盼。他们不知道，这18个红手印，即将撬动一个庞大国家的改革巨石，拉开中国历史新的序幕。
而在位于北京的农井大学里，一场激烈的争论也正在上演。
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大三的教室。窗外寒风凛冽，窗内却热气腾腾，一场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大辩论正在白热化地进行。
“我认为，南岭大队搞的什么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一个身材微胖，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站了起来，他叫曹悦城，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言辞激烈，“这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