裹着甜香，飘得满田都是。
张老栓捧着一个红薯，皱纹里都浸着笑，眼泪却忍不住掉下来：“这么多！这要是年景不好，有这玩意儿，咱就饿不死了！”
旁边种玉米的地里也热闹，金黄的玉米棒子挂在秸秆上，剥开苞叶，颗粒饱满得能挤出油来。几个老农围着玉米地，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这玉黍好，耐旱，坡上的地也能种！”“明年我也种，让娃多吃几顿饱饭！”
来自新大陆的作物种子，像一缕新鲜的青芽，悄悄扎进了大明的土地；而源自皇帝意志的新式教育，像一把劈开蒙昧的斧刃，慢慢敲开了百姓的心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枝芽，被小心翼翼地嫁接在大明这棵虬结着三百年年轮的古槐上 —— 一个滋养着百姓的身体，一个启迪着国民的心智。
变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阻力像路边的野草，随处可见。
清河县的老秀才王启年，拿着戒尺堵在新学堂门口，唾沫星子横飞地骂：“一群毛头小子，拿着木块水盆哄孩子，是要把圣贤书都抛到沟里去！读书是为了考科举，不是为了学这些奇技淫巧！” 有家长被他说动，就把孩子从学堂里领了回去。
淮南的豪强李员外更过分，他私下里叮嘱佃户：“识字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敢送娃去学堂，来年租子就加两成！” 有个佃户偷偷送儿子去学堂，被李员外知道了，真的加了租子，最后只能把孩子领回来，孩子哭着闹着要去学堂，佃户只能抹眼泪。
还有些私塾先生，见官立学堂免费招生，自己的学生越来越少，就故意在街头说：“新学堂教的东西没用，以后考秀才还是要考《四书》《五经》，到时候那些学算学的孩子，还不是要回来找我？”
可种子一旦播下，就总会生根发芽。在苏州、杭州这些大城里，有些从官立小学堂毕业的少年，因为会算学、能识字，被新兴的商号、工坊抢着要。苏州的 “同顺号” 商号，招了个叫陈小满的少年当账房学徒，每月给的工钱比在工坊里打铁还多。陈小满的爹拿着工钱，逢人就说：“早知道学堂这么好，我早就送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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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实在在的例子，比任何说教都管用。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主动把孩子送到学堂；有些佃户，甚至敢跟李员外这样的豪强顶嘴：“娃要上学，您要是加租子，我们就去官府告您！”—— 他们知道，皇帝是支持学堂的，官府不会不管。
朱允炆通过统计审计司和教育革新司，密切关注着各地的动静。他知道，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些现在坐在学堂里的孩子，要等十几年才能成为支撑帝国的力量；作物推广也需要时间，要让更多的农民相信这些 “洋玩意儿”，还得靠一年年的好收成说话。
但他有耐心，每当看到奏报里写着 “某州县学堂新增学生五十人”“某州县金薯亩产达三千斤”，他就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夜深人静时，朱允炆会站在皇宫的城楼上，望着远处的灯火。他仿佛能看到，几十年后，大明的田野里长满了金薯和玉黍，百姓再也不用为饿肚子发愁；能看到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有的成了工匠，造出更结实的船、更锋利的工具；有的成了吏员，把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有的成了探险家，去更远的地方，带回更多的知识和物产。
文明的嫁接，总会经历排异和阵痛。就像那些刚种下去的红薯秧子，要经过风吹雨打才能扎根；就像那些刚进学堂的孩子，要经过慢慢适应才能爱上读书。
但朱允炆相信，只要坚持下去，这两棵文明的枝芽，终会在大明的土地上茁壮成长，让这棵古老的巨树，焕发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蓬勃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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